作者:东旭
1940年2月,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传出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一支队参谋长杨上堃带领20多名战士叛离部队了!
我军对逃兵的处罚一向严厉,井冈山时期朱德的警卫员出逃,最后被红军包围,最终自决;1938年,新四军团长叶道志出走,被叶挺抓住直接**毙。
更为严重的是,叶道志是因为跟上级产生矛盾,出走的目的地是延安,而杨上堃却出现在了敌占区附近。
叶道志出走只带了3个人,杨上堃出走带了20个人,而且都是一分区的骨干,如侦察科长、侦察股股长和侦察连长等。
事件发生后,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非常恼火,彭德怀要求严惩。
但结果出人意料,杨上堃安然无恙,建国后还担任了军分区司令员。
杨上堃为什么要带人出走?为什么能从轻发落?
杨上堃出走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原来担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参谋长,现在成了一支队参谋长,被降职了。
杨上堃担任一团参谋长的时候,一团团长是陈正湘;不久陈正湘刚被提拔为支队长,副团长外调,大家都以为团长非杨上堃莫属。
结果,杨成武让2营长宋玉琳当了团长,把杨上堃降到一支队参谋长的位置上。
其实这也并没有降级,而是升级,由团级升为旅级。但作为支队的参谋长,大多数情况下是配角,这让杨上堃感到非常没面子:我又没有犯错误,为啥把我明升暗降?
而侦察科长袁彪、侦察股股长罗昭辉也都是老红军,三个人还是老乡,私交很好。并且袁彪、罗昭辉认为,在杨成武的一分区他们表现很出色,立过不少战功。尤其是不久前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袁彪、罗昭辉及时为杨成武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为战斗的胜利做出了不小贡献。
对于组织上的这个人事决定,杨上堃内心产生了不满情绪,袁彪、罗昭辉二人趁机煽风点火,表达同情。
在罗昭辉、袁彪的鼓动之下,杨上堃脑子发热,一天晚上带着20多个战士离开了一分区驻地。
杨成武得知杨上堃出走的消息,脑袋嗡地一下就大了,脑门开始冒汗。
因为一年多来,类似的事一分区已经发生两次,先是五支队司令赵侗叛变,再是第三支队司令赵玉昆投敌。
如今,类似的事再次发生,传出去确实影响太坏。
而且,这些人如果只是跑回军区向聂荣臻诉冤,这还好说。虽然事情难听一点,还不会闹出什么大的麻烦。
问题是,参谋长黄寿发报告说,杨上堃他们离开军分区,奔向了日军控制区保定!
杨成武得知后怎能不心急如焚?
更何况,一团的驻地在易县,距离保定不到八十公里,十个小时就能到达。
还有,一分区中有很多易县籍的战士,叛逃的赵玉昆就是易县的;如果两个人合起手来,策反这些战士,后果不堪设想。
杨成武得知消息后,顾不上吃早饭,立即作出安排,下令四个团的侦察连,同分区直属侦察连一起集合,然后穿上便装,由作战科副科长指挥,紧急赶往保定。
杨成武的原话是:“行动迅速,抢在他们前面赶到保定郊外,严密监视进城的所有通道,发现杨上堃他们立即捉拿,敢于顽抗,格杀勿论!”
这和当时叶挺发现叶道志出走时下达的命令有点像。
侦察兵熟悉地形,行动迅速,抢先一步到了保定不远的徐水县,守候在大小道路口。
杨上堃等人来到之后,发现了路口有可疑的便衣。杨上堃冲着手下使了个眼色,几个人躲进了路边一个村子。
侦察连的战士们立即尾随其后,将村子包围。
杨上堃一看心里发毛,开始动摇了,于是跟部下商量说:“要不我们回驻地吧。”
听他这么说,袁彪不乐意了:“你以为八路军是旅馆,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只要迈出这一步,就没有回头路,回去的话八成是要掉脑袋的,你难道不知?”罗昭辉也恼火地说。
杨上堃并不是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抱着侥幸心理。
他对二人说:“我们出去,不是投敌,是为了另起炉灶干革命,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
“再说,我们几个在长征中也算有功,回去之后会被从轻发落,杨司令会手下留情的。”
袁彪板着脸说:“说得轻巧,立功也是你的功劳大,我们不能跟你比;也许你能被从轻处理,我们就难说了。”
话虽如此,袁彪也明白,他们已经被侦察兵包围,肯定走不了。
怎么办?他灵机一动,想到一计。
袁彪一使眼色,他的手下一拥而上,把杨上堃、罗昭辉,还有侦察连长都被绑了起来,押往分区司令部。
袁彪告诉杨成武:“杨司令,杨上堃、罗昭辉他们投敌想拉上我,被我急中生智给控制了!”
此刻,杨成武心中高悬的石头终于落地。
虽然逃兵要严惩,但是杨成武没有权力处置,上报到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那里。
不久,聂荣臻下令,将一行人押送到了阜平的晋察冀军区。
同时,聂荣臻也上报到了八路军总部。
彭德怀态度坚决,那就是必须严惩。
不然的话,其他人争相效仿,以后的兵还怎么带?
然而请示延安后,主席的态度却出人意料:
袁彪和罗昭辉主动投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侦察连连长属于奉命随队行动,仅撤职。
杨上堃撤销职务,开除组织身份。
对此决定,很多人感到意外。
杨上堃职务最高,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为何处理最轻?
据杨上堃讲,当时他决定到保定去,不是投敌,而是想在那里拉起人马,继续抗日,证明自己的能力。
同时,根据战友们讲,杨上堃很忠诚,是个老实人。
因此,杨上堃事实上是受了袁彪和罗昭辉的蒙蔽,不该承担主要责任。
实际上,杨上堃也好,袁彪和罗昭辉也罢,他们一没有贪污、骚扰百姓,二没有勾结日寇,出卖我军机密,只是一念之差,想干大事。
无论有多少理由,脱离队伍是无法容忍的,因此袁彪和罗昭辉被杀,一点都不冤。
当然,杨上堃作为他们的领导,没有承担主要责任,不仅仅是因为他忠厚老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功劳太大。
杨上堃是久经考验的老红军,也是杨成武红二师老四团的骨干连长,为红军长征顺利到达陕北立下过汗马功劳。
杨上堃,江西兴国人,1914年出生,16岁就参加红军。
参加红军后,他忠心耿耿,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因此,杨上堃从一名战士,很快成长为红军的一个连长。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遇到敌军围追堵截,为了掩护机关,杨上堃一马当先,在团长耿飙、政委杨成武的指挥下,率领二连战士,杀出一条血路,突破敌人沿江阵地,抢渡湘江,为红军大部队渡湘江开辟了一条通道。
12月下旬,红军几次渡乌江失败,又是杨上堃带着连队战士,抱着必死的决心,冒着**弹冲了上去,成功上岸,为大部队渡江杀出一条生路。
强渡乌江,意义重大,杨上堃等10余人被授予“勇士”称号,每人获赠一套列宁服,上边绣着“军委奖励”4个大字。
在长征中,杨上堃的一连是开路先锋,是敢死队;他们是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哪一场恶仗都是一连首当其冲。
飞夺泸定桥的激战中,杨上堃的一连是第二梯队,任务是掩护突击队过桥。
他们的任务一点也不轻松,面临着敌人超过他们数倍。
经过一场激战,红四团终于抢渡大渡河,占据了泸定桥,为千军万马渡过天险大渡河打通了道路。
主席认定,这样一个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同志,断然不会投敌,离开队伍只是一念之差。
因此主席力排众议,决定对杨上堃从宽处理。
一起出走的同伴被**毙,自己却保住了性命,这大大出乎杨上堃意料,他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决心改正错误。
主席在百忙中没有忘记这位有功之臣,安排他到陕北抗大学习。
抗大毕业后,杨上堃踌躇满志再上战场,来到了东北,最初的任务是“锄奸剿匪、武装民兵、发动群众”,为建立根据地做准备。
在剿匪中,杨上堃表现突出,耳熟能详的夹皮沟,就是他带领战士解放的。
建国后,杨上堃担任赣州军分区司令员一职,1955年被授衔上校。
事实证明,主席的决定是英明的,他赏罚分明,挽救了一名老战士,成就了一个将领。
当时杨上堃才26岁,还很年轻,谁在年轻时会不犯错?如果**毙了,再也没有改错机会了。
而杨上堃经历过那次挫折之后,也确实吸取了教训。
有文章说,杨上堃对授衔上校感到不满,“将勋章绑到狗尾巴上”,其实这纯属虚构,根本经不起推敲。
授衔之后,杨上堃调任江西省军区参谋长,已经升职了,何来不满?
前面说过的叶道志,级别比杨上堃高得多,跟杨成武相当,如果不是被叶挺杀掉,建国后大概率也是一名上将。
当时被**毙的时候,项英不在根据地,叶挺没有请示延安,结果悲剧了。这反过来证明了主席的英明。
不过,杨上堃的一时冲动,确实影响了他的一生。
第一团团长陈正湘、支队政委袁升平,1955年都是开国中将。
一团政委王道邦,因赵玉昆叛逃而被撤职查办,坐了两年没有任何职务的冷板凳之后,1955年授衔还是中将。
杨上堃如果没有出走,大概率是少将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