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慧光墓志》考
赵生泉
慧光是北朝律学大师和北方《地论》师南道系的创立者。作为一代义学大师，他著述丰富，门徒众多，历经魏齐周以迄隋唐而影响不衰，在佛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其著作大多散佚，目前仅有《华严经义记》卷一的片断因收入《大正藏》卷八五而得以保存。在这种情况下，发现有关他的新资料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与价值。近年新出土的《慧光墓志》葬于东魏元象元年（538）五月，因其内容关系到慧光的生平和北朝佛教史料的若干空白，我遂搜集资料，略做考释如次。一、墓志录文
该志现存正定墨香阁，系藏家于2002年夏购入，卖者称出于河南安阳北郊。志为青石质，无盖。志面作不很规则的正方形，纵50—50.5，横50㎝，表面列棋盘格，共25行，满行25字，全文575字。除面极平滑外，其他部分整治均不甚精细，如背面錾痕粗糙，厚薄不一，左下角因崩落而仅厚4.5㎝，其余部分最高可达到6㎝。该志出土未经科学发掘，已碎成数段，经拼接比勘，原文脱落而可识处以“[]”标出，但仍有第九行第15字，第十三行第15至17字，第十四行第9、17字无法辨识。其文曰：魏故昭玄沙门大统[墓]志铭法师字慧光，俗姓杨[氏]，中山卢奴人也。道性出自天然，悟玄彰于龀岁。童龄践法，栖心妙境，奉禁持律，犹护明珠；戒行冰洁，若兹水玉。而每岩栖谷隐，禅诵颐性。栖林漱沼，味道为业，幽衿与妙理双明，悟玄共冲旨俱远。十二幽宗，靡不苞（包）究；三藏秘义，（罔）不该揽。内外敷演，法音满世，凡在轮下，咸成巴首。是使寰中义士，望玄风而云驰；日下缙英，寻妙响而影萃。德音随年而弥高，声价与运而俞（愈）美，德标缙林之中，望盖□儒之上。故能仰简帝心，请为戒师，纲纪缁徒，动成物轨。清直之操，金石未足□其坚；秉理弗 （亏），威形（刑）莫能易其志。是使慧水浊而更清，道纲翳而复显。虽安、肇业盛秦乡，生、观名播宋域，准德方仁，岂云加也？且延遐算，永兹法猷，而迁变理恒，终同生灭。春秋七十，寝疾不救，于[元]象元年岁次戊午三月庚申朔十四日癸酉，在於邺京大觉[寺]□□□世。灵山丧宝，法宇摧梁，门徒崩号，痛结罗□，终日悲恋，泣等熙□，[於]是天子哀至德之长沦，悼灵音之不永，乃遣黄门侍郎贾思同宣旨弔（吊）慰，赐赠斋施。墓夫悉逾恒式，所谓善始令终，存亡佩宠者也。十七日丙子，道俗虔送，迁窆于犳（豹）祠之西南。四部望高坟而殒涕，学徒抚幽泉而长悲。徘徊顾慕，莫之能返。乃相与刊之玄石，永兹泉堂，庶灵音妙趣，千载而弗朽。其辞曰：寥寥玄门，寔（实）诞伊彦。高排世网，超升物先。赞幽扣微，无藉不练。体明三空，神鉴七见。光诠渊猷，敷阐冲则。群盲启悟，迷徒晓或（惑）。元名其能，焉测其德。化备当世，声周远国。道懋曩哲，德逾时贤。高步紫阁，谈幽语玄。纲纪缁众，芳响流传。皇衿降眷，朝仕祗虔。业也难留，迁光掩辉。缁林摧柯，法网 维。玄素同泣，匠徒齐悲。敬刊玄石，勒铭题徽。
根据文体及上下文，可以推断出第9行损字应作“比”或“况”。志文称志主字慧光，俗姓杨，中山卢奴（今河北定州）人，幼年出家，佛法精深，曾为东魏孝静帝授戒。元象元年三月十四日卒，享年七十。十七之后即五月二十三日辛巳或二十四日壬午，信徒们将他葬于邺都西门豹祠之西南。因为生前因缘，孝静帝特地派遣黄门侍郎贾思同致奠，一来告慰亡灵，二来示以优宠。按，贾思同字士明，齐郡益都人，太常贾思伯弟，《魏书》卷七二、《北史》卷四七有传。思同通经学，迁邺后，除黄门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劳大使，与志文正合。此外，思同还与国子祭酒韩子熙并为侍讲，授静帝《杜氏春秋》。以此身份临丧，足见慧光生前名望之高，地位之重。志中“童龀践法”一句，若断为事实，慧光出家时应当是七岁。然而，古人运用“童龀”、“弱冠”、“而立”等年龄代称的时候，往往只是泛指，而非精确的数字。所以，还是将其理解作“幼年出家”为安。
二、慧光其人
宋元藏本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二有《惠光传》，传文颇长，且有弟子事迹，谨录其本事如下。凡原文有脱落、错简或通假、借用处，分别以“[]”或“（）”标出笔者的意见。其文曰：
释惠光姓杨氏，定州长卢人也。年十三，随父入洛，四月八日，往佛陀禅师所从受三归。陀异其眼光外射如 （左舀右炎，焰），深惟必有奇操也，苦邀留之，且令诵经。光执卷览文，曾若昔习，旁乐传义，穷诸幽理，兼以剧谈谲诡，态出新奇，变动物情，时谈逸口。至于夏末，度而出家。所习经诰，便为人说，辞既清靡，理亦高华，时人号之“圣沙弥”也。因获利养，受而还施，师为掌之，寻用复尽。佛陀曰：“此诚大士之行也。”便纵而不禁，谘教诫敬而异焉。然其雅量弘方，不拘小节，讚（赞）毁得失，声色不渝，众益器之，而美其远度。陀曰：“此沙弥非常人也。若受大戒，宜先听律。律是惠基，非智不奉。若初依经论，必轻戒網（网），邪见灭法，障道之源。” 由是因循，多授律检。先是，《四分》未广宣通，有道覆律师创开此部，制疏六卷，但是科文，至於提举宏宗，无闻於世。故光之所学，惟据口传。及年登冠肇，学行略周，当闻言不通华，登戒便阻，乃往本乡，进受具足，博听律部，随闻奉行。四夏将登，讲《僧祗律》，初以唱高和寡，词理精玄，渐染律流，未遂听徒云合。光知学功之所致也，义须广周群部，乃从辩公参学。经论听说之美，声飏（扬）赵郡.后入洛京，搜扬新异，南北音字，通贯幽微，患为心计之劳，事须文记，乃方事纸笔，缀述所闻，兼以意量，参互销释。陀以他日密覩（睹）文言，乃呼而告之曰：“吾之度子，望传果向于心耳，何乃区区，方事世语乎！今神器已成，可为高明法师矣。道务非子分也。如何自累？”因而流涕。会佛陀住[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译《十地》，至后合翻，事在别传。光时预沾其席，以素习方言，通其两诤，取舍由悟，纲领存焉。自此《地论》流传，命章开释，四分一部，草创基兹。其《华严》、《涅槃》、《维摩》、《十地》、《地持》等，并疏其奥旨，而弘演导[道义？]。然文存风骨，颇略章句，故千载仰其清规，众师奉为宗辖矣。司徒高傲曹、仆射高隆之及朝臣司马令狐子儒等齐代明贤重之如圣。常遇亢旱，众以闻，光乃就嵩岳池边，烧香请雨，寻即流霔原隰，民皆利之。又尔朱氏举兵北伐，征税僧尼，用充军实，先立严刑，敢谏者斩。时光任僧官，顾五众屯塞，以命直往语世隆曰：“若当行此税，国事不在。” 言既克明，事亦遂免。其感致幽显，为若此也。初在京洛，任国僧都；后招入邺，绥缉有功，转为国统。将终前日，乘车向曹，行出寺门，屋脊自裂；既坐判事，块落笔前，寻视无从，知乃终相，因斯乖，四旬有余，奄化於邺城大觉寺，春秋七十矣。光常愿生佛境，而不定方隅，及气将欲绝，大见天官来下，遂乃投诚安养，溘从斯卒。自光立志贞静，坚存戒业，动止安详，衣裳附怗，昼夜存道，财无赢尺之贮；涤除便秽，誓以报尽为期。偏重行宗，四仪无妄，其法洁己独立，七众深崇其操。自正道东指，弘匠於世，则以道安为言；初缁素革风，广位声教，则惠光抑其次矣。所撰《胜鬘》、《遗教》、《温室》、《仁王》、《波若》等，皆有注释，又再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纸，后代引之，以为义节；并《羯磨戒》本，咸加删定，被於法侣，今咸诵之。又著《玄宗论》、《大乘义律章》、《仁王七诫》及《僧制》十八条，并文旨清肃，见重时世。……
据此可知惠光俗姓杨，中山人，十三岁出家，初师佛陀（跋陀）禅师，继而自学律部，渐通义学，后因预《地论》之译，而为《地论》名僧。他不仅学养高深，而且极富政治和外交才能，颇受权贵敬重，故朝廷先后用为僧官。70岁时，他卒于邺都大觉寺。又，传中的“辩公”，可能是当时名僧僧辩。僧辩是以菩提流支为首的“译经元匠”集团的重要成员，主要担任“笔受”，也曾参与《十地经论》的翻译。能向此人讨教，对慧光提高自己的学术修养肯定大有帮助。对比志与传，可以发现二者所记姓氏、籍贯、卒地、年龄均同，所不同者，仅墓志作“慧光”，而《续高僧传》作“惠光”。但《续高僧传》有别本作“慧光”，同时禅宗六祖慧能，《景德传灯录》卷五作 “慧能”，《坛经》则题曰“惠能”，可见“惠光”与“慧光”应系一人。至于慧、惠之异，当以墓志为准。又，《魏书·释老志》说：“世宗以来至武定末，沙门知名者，有惠猛、惠辨、惠深、僧暹、道钦、僧献、道晞、僧深、惠光、惠显、法荣、道长，并见重於当世。” 从年代和名声判断，《魏书》记载的惠光与《续高僧传》及墓志中的慧（惠）光应该是同一个人。蒋维乔称其为“北魏末叶人”，想必便是以此为据。此外，传文和志文中均有其颖悟好学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而志中为静帝授戒及葬所诸事，则可视为对《续高僧传》的丰富与补充。《续高僧传》虽然称慧光享年70，却没有记载其确切卒年。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笼统的北齐说，丁福保、汤用彤、黄忏华皆持此说。丁、汤根据不详, 黄忏华则在20世纪80年代说：“东魏时（534—550），他任国僧都。北齐时（550—580），应召入邺都，住大觉寺，转任国统。学者称他为光统律师。后来在寺圆寂，年七十岁。” 时至今日，这种说法仍有相当影响。二，北齐天保四年（553）说，主要根据为慧光13岁于洛阳见佛陀，而佛陀进入洛阳并主持少林寺在太和十九、二十年（496）间。三，东魏天平四年（537）说，所据《续高僧传》卷九《灵裕传》“年始弱冠，闻慧光律师英猷邺下，即往归禀，会已殁世，才约七日，……”之说。按，灵裕卒于大业元年（605）正月，享年88，则其弱冠之时正在天平四年。仔细分析，第一种说法显然是对《续高僧传》“初在京洛，任国僧都；后招入邺，绥缉有功，转为国统。将终前日，乘车向曹，行出寺门，屋脊自裂；既坐判事，块落笔前，寻视无从，知乃终相，因斯乖悆，四旬有余，奄化於邺城大觉寺，春秋七十矣”及“齐代名贤重之如圣”的理解与增饰，依据并不十分充分。而且《资治通鉴》卷一五五载中兴二年（532）三月，尔朱世隆征兵四方，北攻高欢，寻败。《续高僧传》所谓“征税僧尼”而被慧光劝止之事，当在此时。如果没有相当的年龄、资望，想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慧光在北魏末年已入高龄。两年后，即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冬十月“丙子，车驾北迁于邺。诏勃海王高欢留后部分”。是为东魏之始。以慧光的身份和影响，朝廷绝对不会将他留下，所以他入邺肯定是在天平元年，而非十余年后北齐开国的天保年间。《续高僧传》又称他与朝臣司徒高敖曹、仆射高隆之、司马令狐子儒等“齐代名贤”相交甚深，考诸北朝史籍，未见令狐子儒其人，而高敖曹任司徒在天平二年三月至元象元年八月间，高隆之任仆射在太昌元年（533）七月至兴和四年（542）四月间，皆可作为他在东魏时入邺的旁证。《续高僧传》列此事于劝阻尔朱世隆之前，可见《续高僧传》在叙事时并非“严格依照时间顺序进行”，而是存在许多颠倒和错误。至于后两种说法，虽然看起来非常“精确”，但由于立足点根本对立，它们始终不能完全驳倒对方，成为定论。不过，在《慧光墓志》的对比之下，第二种说法的疏误不言可知。第三种说法虽比墓志早一年，但慧光卒于“元象元年岁次戊午三月庚申朔十四日癸酉”，即次年初，考虑到古人的行文习惯及交通等不确定因素，这一误差还是在年代学允许的范围之内的。换言之，《灵裕传》的记载是基本真实可信的。如此一来，慧光生年应在皇兴三年（469），而出家则在太和四、五年间。可是，此时佛陀是否在洛阳，文献却根本不曾涉及。照逻辑判断，没有记载的事未必就不曾发生过，更何况墓志还是极具说服力的材料，所以我认为有理由推断佛陀在太和十九、二十年前就曾经到过洛阳。而这，正是《慧光墓志》的最大价值所在。
三、志名与昭玄寺
该志被发现后，人们最初沿用首行志题“昭玄沙门大统”，将其称作《昭玄法师墓志》，但就笔者所知，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六收录两方《惠猛法师墓志》、《僧令法师墓志》，皆存“昭玄”之名。前者年月已泐，盖又佚失， 首行作“魏故照玄沙门都维那法师惠猛之墓志铭”，“照”即“昭”也；后者作于永熙三年（534），盖曰“大魏故昭玄沙门大统令法师之墓志铭”，与此志列衔相同。再加上《魏书·释老志》于孝文帝礼敬佛法诸事之后说 “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隋书·百官志中》又在北齐部分说：“后齐官制，多循后魏，……昭玄寺，掌诸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员，以管诸州郡县沙门曹。”均表明昭玄在当时系官署之名，则昭玄沙门大统应系职官名，不宜用作志名。有鉴于此，我认为应该将它定名为《慧光墓志》。昭玄寺职官，据《隋书》有大统、统、都维那等，而《魏书》、《北史》则有沙门统、昭玄都、昭玄都统、昭玄统等不同名称。从文献渊源来看，“大统”出自《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当时，包括法上在内，昭玄寺共有十统，北齐文宣帝高洋因下手批曰：“上法师可为大统，余为通统。”据文意，通统应即普通之统，大统则是统上之统。人们对这一记载的通常理解是高洋通过加“大”字来提高法上的地位，然而此志表明在东魏时便有大统之号。如此一来，事实真相就应该是高洋以剥夺“大”字称号来降低其他九人的地位，从而抬高法上的地位。东魏、北齐僧官制度极滥，冗员众多，因而在主要的“统”前面加“大”字以示区别，既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无奈。北魏末年有“昭玄都统”，都、大意义相近，则“都统”很可能就是稍后的“大统”。又，《续高僧传·慧光传》既言“初在京洛，任国僧都；后招入邺，绥缉有功，转为国统”，表明“都统”与“国统”并非一官。但是，国统究竟是都统或大统，或是“统”，仅凭文献却无法解决，而结合《慧光墓志》，则可以认定都统或大统就是国统。如此一来，昭玄统就可能下降为大统的辅助或闲散官员了，故《隋志》分列之。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有人认为“统”相当于僧都， “大统”即都统相当于僧统。至于昭玄都，据《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所收《惠猛墓志》，很可能就是都维那。而《北史·高孝琬传》校勘记①说：“按北齐管理佛教机关名昭玄寺，置大统一人，称'昭玄统’，又名'昭玄都’。”认为昭玄都、昭玄都统、昭玄统为同一职官，无疑犯了想当然的错误。又，据《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六，僧令死后，“天子追悼，遣主书任元景诣寺宣慰”；惠猛亦生前“升帝床，入紫幕”，备受孝文帝礼遇，且前引《魏书·释老志》有其名。凡此种种，均与慧光相仿，可见高僧之受礼遇在当时并非孤例。既然如此，《魏书·释老志》所载元象元年秋、冬废佛诏书之无果而终，也就在意料之中了。魏晋时期思想、学术的主流是黄老玄学，常人很难分清玄学与佛学的异同，因此，为了迎合士大夫的口味，当时的佛教僧侣大多不废甚至积极研讨玄学，如东晋名僧支道林即善讲《庄子》。在北朝，玄学地位虽有所下降，但依然在汉族士人甚至胡人中传承、延续。作为厉行汉化的鲜卑杰出政治家，魏孝文帝不可能不清楚这一点。由此看来，他之所以把“监福曹”改为“昭玄寺”，应该是对当时的思想文化做了深刻考察后的重要举措。
四、几点认识
一，对比墓志与《续高僧传》，可以发现志中的慧光即《续高僧传》中的惠（一作慧）光。这说明《续高僧传·灵裕传》关于慧光逝世的记载基本可靠。这为我们深入了解慧光其人，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年代界限。同时，对于佛陀入洛这样关系到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事件，该志也使我们得到一个崭新的考察视角。二，墓志中，慧光署衔“昭玄沙门大统”，说明进入北齐之前，便有了昭玄大统这一级僧官。这说明《隋书·百官志》的说法并不准确。《魏书》、《北史》载北魏后期有昭玄都统一官，大、都意义相近，昭玄大统很可能就是昭玄都统。三，该志准确出土地点不详，但邺都既在今临漳县西南17.5公里的三台村，则“豹祠”可为确定其出土地点提供一个基点。按，“豹祠”即“西门豹祠”，屡见于魏、齐墓志，是后人为纪念治漳名臣西门豹建立的祠堂。东魏兴和二年（540）《辛蕃墓志》称辛蕃葬于“邺城西南十里西门乡”，应该是因“豹祠”而得名，可见其地约在邺都西南十余里处，与安阳北郊基本相合。不过，《北史》卷七所称天保九年（558）四月，北齐文宣帝高洋“以祈雨不降，毁西门豹祠，掘其冢”，隋唐虽有重建，而地址已有变化。天保九年距离元象元年整整20年，且朝代相连，所以《北史》与《慧光墓志》所指应系一处。遗憾的是，它已毁于高洋之手，但仔细勘察，未必会没有收获。(注：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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