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奇特的任务
提起那次我们担负的战斗任务，确实是非常特殊而艰险的。
一九四一年秋季，日寇对我晋察冀边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九月一日，我们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八九千人，驻在阜平以北三十余里的雷部。这里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庄，我们一到，山沟里、道路旁，草丛里、树底下，到处都是坐着、躺着的人。昨天，大家为了摆脱敌人的合击，曾往返两次徒涉沙河，连明带夜跑了一百七十多里。现在到这时刚落脚不一会儿，饭也没吃，觉也没睡，真是人困马乏，但周围的敌情又急剧地变化着。
当时我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侦察科长，侦察员的报告，情报站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送到我手里：东面，敌人已经到达距雷部只有十里的柏崖；西面的敌人已到安子岭，距雷部不足二十里；北面敌人已进到与雷部仅一山之隔的段村；南面的敌人也到了马棚、温塘一线。这就是说，我们昨天虽然摆脱了沙河南岸敌人的合击，但今天又处于敌人新的合击圈里了。
当时，如果我们全是战斗部队，应付这种情况困难不大；如果这里只是我们军区司、政机关，那也比较容易处置。可是，现在此地有晋察冀分局、边区政府、北岳区党委、军区等机关及其所属各部门；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将近万人的庞大队伍，而且带有许多的辎重马匹，打不好打，行动不好行动。一旦受到敌人的合击，后果真是难以设想。
日寇企图歼灭我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彻底摧毁我根据地，蓄谋已久。这次大“扫荡”，就是由华北敌酋冈村宁次亲自出马，指挥着十万寇兵，矛头专门指向我领导机关所在的北岳区而来的。敌人的整个“扫荡”也是依此目的而部署的。他们把主力集结在机动位置上，先以部分兵力佯攻平西区，企图造成我军的错觉。接着，便对我北岳区各个分区同时开始进攻，并采用了“铁壁合围”、“梳篦扫荡”、“对角清剿”等一系列的新战术。梦想用边合击、边压缩的办法，把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一步一步挤在狭小地区内，然后集中主力，实行连续合击，一举歼灭我们。
敌人计划以歼灭我领导机关作为他这次大“扫荡”的最高峰，并想以此来吹嘘所谓“大日本皇军的圣战奇迹”。他们得意地称这种新战法为“向心扫荡”。其行动之诡秘、部署之严谨，也确实是极其毒辣的。现在，敌人四五架飞机轮番不停地擦着山头低飞，周围的**炮声也越来越密、越来越近，很显然，敌人已确信我们处在他的合击圈里，也许认为他们的“圣战奇迹”立刻可以实现了。
边区领导机关如何安全突围出去?哪一面是敌人的薄弱环节?敌人的合击行动究竟何时开始？……面对着这样严重的局势，一系列的问题都一齐出现了。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警卫员匆匆跑来说：“罗科长，司令员请你去。”我立刻意识到一定是有重要任务，拔腿便向聂荣臻司令员住的地方跑去。
天已近黄昏，我走进一间低矮的小屋，屋内靠墙点着一支蜡烛，墙上挂着地图。聂司令员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正在商议着什么。跳动的烛光，把聂司令员那高大魁梧的身影映在地图上。
为了不打扰他们的谈话，我轻轻走近聂司令员的身后，但他还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聂司令员转过身来，像平时找我汇报一样，很和蔼地问。他这种大敌当前仍泰然自若的神态，从在江西苏区时起，直至红军长征路上，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见到过。我深信他对目前的情况会有妥善的处置，所以在我回答了他的问话之后，便聚精会神地等待着他的指示。
聂司令员还是像平时和我们谈工作一样，他讲：边区领导机关在反“扫荡”开始时，必须留在中心区，一方面要指挥全局，一方面也为了吸引敌人，好让我们的主力和各个分区部队，跳出外线去自由地打击敌人。
现在这些目的都已经达到，但还要继续设法拖住敌人。他举了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讲的“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给我们解释拖住敌人的道理。
听着聂司令员的讲解，我才体会到他这时所考虑的并不单是如何突围，他想的问题比这些要高得多、远得多。使我觉得当前紧急的敌情似乎也不那么严重了。
这时，聂司令员才严肃地对我说：“从现在起，把拖敌人的任务转交给你。当前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再让边区机关吸引敌人是有点不利了。敌人已经从军区的电台方位上，侦听到我们的位置，他们就要对这个地区进行合击。因此，我们决定今天黄昏后向阜平以西的常家渠转移。”
说到这儿，他一伸手便在地图上指到常家渠。这地方我也很熟，离雷部有七十多里路，已经接近了五台山的边界。司令员略停了一下，又加重语气继续说：“敌人既然侦察到我们的位置，我们就将计就计，帮助他坚定合击的决心。从今天开始，军区的所有电台暂时停止对外联系，由你带一个侦察排，一部电台，在机关向西转移的同时，留在雷部东边不远的台峪，到那里立刻架起电台，仍用军区的呼号，不断和各方面联系……”
“给敌人继续留个空中目标，让他们向我们几十个人合击，把他们拖祝”听了司令员这个巧妙的决定，我简直控制不住心中的敬佩和激动，没等他说完，便接了上去。
“对!”司令员满意地点了一下头，脸上露出了微笑。接着，他又用十分关切的口吻指示说：“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个特殊的任务。你们一定要做到既要使敌人向你们合击，又要叫他的合击扑空；既要使敌人跟着你们走，又要叫他追不上。这样，你们的处境将特别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吃亏。”
“请司令员放心，一定圆满地完成任务，保证不会吃亏。”我一边说一边向首长们敬了个礼，一出小屋，拔腿就往回跑。
二，“参观合击”
回到侦察科，立刻按照聂司令员的指示，组织起五十几个人的一支小分队。当大家知道了我们的任务之后，莫不欢欣鼓舞，一致表示坚决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电台的一个小鬼打趣地说：“司令员可真想得巧，用我们的电台指挥起敌人来了。”
侦察参谋廖明证，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他斯斯文文地接上去说：“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嘛！现在是进行现代化战争，因此司令员便从空中撒下了一条无形的绞索，要用电波来套住敌人的脖子。”
入夜，边区各领导机关在聂司令员的指挥下，擦着段庄的南山脚，从离敌人不足一里路的空隙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向西走去。我们的小分队，同时也向着相反的方向出发。这里的地形我们熟得很，不用看地图，也不用寻向导，不到两个钟头便赶到了十多里路外的台峪。
到了台峪，得悉最近的敌人是驻在大石门，我们一边迅速向四周派出警戒，控制了道路和山口；一边把电台在台峪附近一个叫井儿沟的小庄上架起来，立即开始工作，用这个“空中目标”先拢住敌人。然后我带领着其余的人，向大石门后面的一座大山奔去。
登上山顶一看，果然，山下的河滩上，敌人煮饭燃起的野火，足有十里长。侦察队的刘文明副队长，一见敌人如此嚣张，便对我说：“科长，让我领几个人去干他一家伙，煞煞他的凶气!”
廖参谋也插话说：“对，再来个地面暴露，就有可能把鬼子的脖子全套祝”我觉得这些意见很有道理，就让他们两个带侦察排一部分人下山去袭扰敌人，并要他们造成一种企图突围的架势。如果敌人火力一展开，就立即撤回来。他俩马上把侦察员们分成几个小组行动，转眼他们便消逝在黑暗里。
不一会儿，燃烧着野火的河滩上，同时从几个地方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手榴弹爆炸声、**声和喊杀声。顷刻间，只见密密麻麻的火堆旁人影乱窜，接着还传来日本兵惊慌失措的喊叫。一阵混乱过后，敌人的轻重机**、步**，一齐扫射过来，掷弹筒弹也丁丁哐哐满山爆炸。
刘副队长和廖参谋，立刻又装做突围不成的样子，带领侦察员们迅速撤了回来。这一下，敌人把我们的“空中目标”和“地面目标”都捕捉到了。
九月二日天刚亮，好几架敌机便出现在台峪上空，轮番轰炸扫射。与此同时，鬼子的炮弹也纷纷向台峪飞来。一霎时，台峪和周围的大小山头、山沟、隘口，到处黑烟滚滚，炮声隆拢我们这时已转移到台峪东北面一个险要的山嘴子上，炸弹和炮弹不断在我们身旁爆炸。
硝烟和尘土虽然呛得大家不好喘气，但却有人意味深长地说：“让日本鬼子来炸吧，他越炸得厉害，咱们心里越高兴。”是啊，当时我们每个人的心情，确实是这样的。
电台那个小鬼，这时一声不响地摇晃着脑袋，手指飞快地按着电键。每当敌机俯冲下来的时候，他那按电键的手指，就像扣动**机似的狠狠按几下，仿佛这样就能使飞机上的日本兵听见似的。
我一面督促大家注意隐蔽，一面却在想：为什么还不见敌人的步兵呢？莫不是敌人琢磨出什么味道来了?难道敌人已经识破了我们的意图?……
下午，敌人的步兵也出现了。透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从段庄、石门、柏崖等地分头向台峪压过来。在离台峪还有三几里路时，他们忽然一路变两路；再往前走，又两路变四路，剃头似的漫山遍野搜索着、前进着。那种多纵队、多梯队的严密程度，确像“铁壁”和“梳篦”。
当他们快接近台峪村时，忽然又原地停了下来，构筑工事。一直沉默着的廖参谋，看着这些情形，幽默地说：“咱们成了参观团了，日本兵这钞向心扫荡’的陆空联合演习，还满不错呢!”
敌人一直磨蹭了好几个小时，才开始向台峪逼近了（事后才知道，他们因为从平房来的一路没有赶到，唯恐我们乘隙突围，所以谁也不敢贸然进占台峪）。天已近黄昏，有一股日本兵忽然加快脚步跑在最前面，看样子是想独获首占台峪的大功。
这时候，一个问题忽然在我的脑子里掠过：我们把合击的敌人引向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但如果我们一**不发让敌人进占台峪，就有可能使他很快清醒过来。这样，想继续拖着敌人走，让领导机关更安全地跳出合围，就会发生困难。要是我们能在敌人未彻底清醒之前，再来一次“地面暴露”，迎头给他一棍，那就有可能使他继续懵下去。“
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聂司令员给我们讲过的这句毛主席的话，我在此时此地回味起来，越发感到它有着深刻的意义，得到莫大的启示，便立刻要刘副队长带领一部分人迅速插到台峪，给抢先的敌人一个突然打击。等刘副队长他们完成任务返回来，我们便乘着敌人惊魂未定，离开了台峪，继续东进。
三，把绞索拉紧
我们向东去，日寇主力一部果然也跟上了我们。愚蠢的敌人，真是完全按照聂司令员的意图行动起来了。为了继续迷惑敌人，我们除了不断架起电台向各方“联系”以外，还在沿途故意用许多不同的番号贴路标、号房子，有时还丢掉几张不关重要的废字纸。同时，我们在路上还收容了其他单位一些零散人员，队伍也增加了。这一带群众都认识我们，看见了我就问：“罗科长，咱们司令部又回来啦？”我也就顺口答应：“回来啦。”于是，军区机关 向东走了的消息，自然就越传越神了。
敌人虽然被我们吸引过来一部分，但整个反“扫荡”的进展如何？边区领导机关是否又会遭到敌人的再次合击？这些问题，还是不断地在头脑里翻腾着。
九月四日，我们到了唐县的合家庄，马上派人到山顶找着那特别架设的秘密电话线，接上电话单机，一下便和常家渠附近的情报站叫通了，我随即和军区通了电话。从电话里，知道边区各领导机关这两天都安全地隐蔽在常家渠一带，他们白天不露烟火，不露行迹，使敌人无从觉察。电话里还说聂司令员非常关心我们这支小分队的行动，表扬我们任务完成得很好，并要我们继续拖住敌人、迷惑敌人。
打完了电话，心里顿时感到轻快了许多。军区的电台虽然暂时停止发报，但军区首长还是用电话照常指挥着全区的反“扫荡”。聂司令员很早就非常重视情报、通信工作的建设，他经常指示我们说：“扫荡”与反“扫荡”，将是抗日战争第二阶段的主要作战形式；要取得反“扫荡”的胜利，最重要的是依靠广大人民和根据地有利的作战阵地。他说我们的情报、通信工作，也必须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结合起来。
遵照他的指示，根据地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通信情报网，许多重要村庄设情报站，广大群众都是情报员。电话线路有公开的，有秘密的，有平时用的，有战时用的，群众千方百计地保证着全区电话的畅通。现在，很明显地发挥出它应有的威力来了。
九月五日，我们到达唐河边上的一个村子，和三军分区的司令部会合了，听三军分区的首长说：敌人在那天合击台峪的同时，还合击了阜平县城。敌人虽两次合围我领导机关不逞，但其“向心扫荡”还未罢手，目前除了用一部主力到处追寻我领导机关而外，还把重兵摆在党城至龙泉关的西大道上，等着我们自投他的“罗网”呢！
首长们还告诉我们：军区关于第二阶段反“扫荡”的指示是：让部队除继续内线外线配合打击敌人之外，还要展开保卫秋收、帮助秋收的工作。听见这些消息，我们心里都非常振奋。
离开三军分区司令部，九月六日忽然接到军区的电话说：边区领导机关为了便于指挥全区，决定要转移到沙河以南去机动。但是敌人一字长蛇阵摆在西大道上，阻挡着大队伍的行动。聂司令员要我们一面继续查清西大道上的敌情，随时报告；一面再设法牵动敌人，以便边区领导机关安全跨过西大道，向沙河南岸转移。
接到指示，我们立即把敌人的情况上报军区。同时，我们决定继续把这根无形的绞索拉紧，迫使敌人确信我军区机关在唐县地区，让他掉过头来追我们。
电台又紧张地工作起来，军区向各地联络的呼号，随着那个小报务员灵巧的手指，一个接一个地传了出去。为了更有效地把敌人拖过来，我们这支小分队，当天晚上即插到西大道上的党城附近活动。
刚要接近公路，发现远处驶来一辆装甲汽车，刘副队长提议派人去把它炸掉。我考虑到这样做可造成一种声势，就答应了。几个侦察员立刻背着地雷跑向公路。装甲车走近了，只见它随着一阵火光和一声闷响，便歪倒在一边去了。
炸了装甲车，同志们的劲头更大了，接着就把公路旁敌人的电线破坏了一大段；搅扰得周围据点的敌人到处在一阵阵地鸣**开炮。
我们在公路上折腾了一气之后，又全都脱掉上身衣服，哗啦哗啦地徒涉过了沙河。过了河，为了让大家取取暖，也为了再对敌人制造一些虚张声势的气氛，我命令部队在沙滩上集合跑步。
刘副队长还干脆领着喊起口令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由于我们收容了一些人，这时队伍已增加到一百多人了，一百多人整齐而宏亮的喊声，在这夜深人静的河谷里回荡着。这是胜利的声音、骄傲的声音，也是使敌人捉摸不透的声音。这声音，即使不能把西大道上的敌人全部吸引过来，至少也把敌人的注意力，牢牢地牵到西大道的东部来了。
就在敌人注意力分散的同时，我边区领导机关，又在聂荣臻司令员的率领下，于九月七日晚，从西大道的西部安全横渡沙河，转移到沙河以南的满山地区去了。尽管日寇如何狡猾，最终还是没发现我边区领导机关的行踪。
冈村宁次费尽心机布置的“向心扫荡”新战术，就这样破灭了。
罗文坊同志：（1916—2000）江西省庐陵（今吉安）县永和镇桥头村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入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第二纵队连指导员，军政治部青年干事兼大队长，红三军第八狮政治部青年科长，军委政治保卫局侦察科科员，红九军团保卫局科长，红一军团保卫局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锄奸科科长，冀中军区政治部锄奸部部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侦察科长、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独四旅副旅长、独一旅副旅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旅长，第二十兵团二0四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公安总队总队长，公安部队第二师师长，公安部队第二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国务院水电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