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仇道人本名求日新
《嵊县志（修订本）》记载：“仇道人(?～1121)，原名裘日新，剡县人。宋宣和二年(1120)秋，仇率剡县农民及明教（即摩尼教）徒，响应方腊起义。次年二月，攻克剡城，杀知县宋旅，烧官府，逐富室，焚田契，开仓济贫，民众群起拥戴，义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仇乘胜进击，相继克新昌、上虞等县。三月，攻占东阳，起用方腊'永乐’年号。台州、婺州、越州等地农民四起响应。五月间，宋军攻复剡县，仇阵亡。”
“仇道人”的称谓见于宋人方勺所撰《青溪寇轨》一书，其记载：“而越州剡县魔贼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吕师囊、方岩山贼陈十四公等起兵，掠温台诸县。四年三月，讨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万，斩贼百余万。自出师至凯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处、衢、婺六州与五十二县，所杀平民不下二百万。”《青溪寇轨》记录了这位响应方腊起义的剡县“仇道人”，并无其确切的姓名来源。但从“魔贼”等称呼来看，其应为剡地起义的摩尼教将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六）谓：“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每乡或村有一二桀黠之徒，谓之魔头。”
检阅南宋李植所撰《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载：“（辛丑宣和三年）二月庚寅，贼帅仇道人陷剡及新昌县，知剡县宋旅战死。三月庚子，贼攻越州，知州刘韐击走之。五月己巳，郭仲荀复嵊县、新昌县。庚戌，姚平仲破求日新洞，杀日新，焚其巢穴。”明确了仇道人即“求日新”。《剡西秦氏宗谱》亦记载：“讳兆，字天瑞，唐之公绪九世孙。由剡之秦高楼任临漳县知县，后改绍兴密推。缘梁求道等贼党蜂起，遂家会稽凤林乡。”可知为求道人，非作“裘道人”。《晋溪姚氏宗谱》亦称“求道”。而《民国新昌县志》（卷七·大事纪）作“裘道人”；《嵊县志（修订本）》（第二十四编人物·第一章人物传略）记“裘日新”，二者皆误。剡县历史上，唐末曾爆发过裘甫起义，官方史籍称其“仇甫”，是刻意贬低之蔑称。所谓“仇道人”，概相类似，含“仇寇”之义。
二、求道人乃玉清洞主属将
剡县晋溪姚氏参与了对新嵊义军的平乱，主要组织者为姚仲兼。《晋溪姚氏宗谱》(卷四·总系图)记载：“仲兼，字子得。宋宣和三年方腊作乱，新昌玉清洞主使其将求道、潘老等据地以应腊。时公六十七矣，率乡兵剿除之。尚书张邦彦奏其功，封武翼大夫。”
《晋溪姚氏宗谱》（卷十五·艺文）存绍兴六年正月刘子羽所撰《宋徽猷阁待制赠太师姚公（舜明）行状》，有言：“先闻新昌县前梁洞主使贼党潘老发兵据新昌，侵天台；求道据北庄，欲掠奉化。遥以应腊。思惟叔祖仲兼能破之，遣檄请即起乡兵，竭力捍御。单骑入贼洞，斩贼首，出营方知，追至前王溪，伏兵接起，遂诛贼党，血流赭沙石，因名地曰刺鸡砩。余盗五十余人，正昼突入新昌县，官吏奔走，惟董公健一人以乡兵御之。公健以数百仓卒之人，党贼数千众，度事势不格，语众曰：'大丈夫当以义死，不可苟生，岂忍死于贼手以受辱！’遂自杀。既而闻公（仲兼）破贼，人心响应，潘老、求道等皆望风来降，剡东新昌由是悉平定，不烦王师，全活不可万计，公一门叔姪之功也。”
从《晋溪姚氏宗谱》记载可以看出，新昌前梁（今嵊州前良）有梁洞主（亦称玉清洞主）响应方腊起义，指使潘老占新昌县城，求道人攻据北庄（今嵊州北漳）。玉清洞主实为新嵊地区义军首脑，求道人乃其属将。
三、姚平仲、祝汝秩、张柬破“求日新洞”
“洞”，巢穴之义，旧志代指起义军所处山寨大本营。据《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记载“（辛丑宣和三年）五月庚戌，姚平仲破求日新洞，杀日新，焚其巢穴。”按此，破“求日新洞”并杀求日新的乃姚平仲所部。
然检《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官常典·第七百二十二卷·忠烈部名臣列传）记载：“按《处州府志》：汝秩，字君礼，丽水人。宣和中，方腊起睦州，寇诸郡。汝秩诣阙上书，乞为讨贼先锋，补承信郎，即领兵解郭太尉围，破仇道人洞。至台州，复捕腊余党，竟为贼所害。”核明成化《处州府志》（卷三·人物·忠烈）确有此人简传。又查道光《丽水志稿》，丽水县有“忠义孝悌祠”，在明伦堂东偏。清雍正年间奉文建祠，祀忠臣、文士、孝子等，祝汝秩在忠臣之列。据地方志记载，丽水人祝汝秩参与了对求日新的镇压行动。概其为姚平仲部先锋，并攻破仇道人洞。鉴于姚平仲为都统制，故《皇宋十朝纲要》可能将破求日新洞之功记在了姚氏名下。
此外，据《民国嵊县志》（卷十六·人物志·义行）记载：“张柬，字大道，清化乡人，俣之父也。有胆略，好奇计。宣和二年，青溪民方腊作乱，连陷睦、歙、杭、婺等州县，不轨多遥应之。嵊令莆田宋廷实死于盗，盗遂横。三年二月，柬与长子志夫闲行赴越献策，会睦寇谋渡江犯越，官吏多遁去，知州事、徽猷阁待制崇安刘韐饬战守备，得柬甚喜，委任之。破睦寇后，会州兵至县，平桃源求道人贼洞。又自部乡兵攻俞四贼寨，破之。复合州兵剿钱朱明等于鹿苑，嵊盗尽平。上功赠奉义郎，柬不受赏。初，柬在越，贼党王审四劫其室，妻死之，少子志德亦遇害，惟母得免。柬继室求生倬及俣。”按此，可知求道人盖为桃源乡人，清化乡张柬曾参与破求道人洞。宣和三年五月，求日新被杀，俞四、钱朱明等陆续被剿，剡县响应方腊的求道人起义逐步走向失败。
《延祐四明志》（卷十五·祠祀考·灵应庙）有言：“宣和三年六月，太守李公友闻奏睦寇窃发，及剡魔巢洞距州近，藉神休不能侵。诏加赐额灵应。”可证宣和三年六月，剡县仍有义军活动。又据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百五十六·法帖论述二十六·桑世昌兰亭考·传刻）记载：“会稽一本。辛道宗跋云：宣和庚子冬，被命平两浙贼。明年夏，剡溪扫残孽，还访兰亭遗蹟于天章寺。是时兵烬初绝，尽为荆棘瓦砾之场，王谢风流，唯山川在尔。徘徊四顾，为之叹息。”辛道宗，乃辛叔献第四子，辛兴宗之弟。辛道宗藏唐人兰亭序临本，自跋云“明年夏，剡溪扫残孽”可知其作为会稽武臣曾参与剡县平乱，直到宣和三年夏六月，剡县响应方腊的起义才告平息。
四、改剡为嵊者“刘述古”即刘韐
宣和三年剡县求道人起义失败后，于七月间，即改剡县名嵊县，仍属越州。《剡录》载：“宋宣和三年，方腊平，改剡县为嵊县，知越州刘述古言剡有兵火象，欲以嵊名县，诏从之。”按此记载，改剡县为嵊县之人，称“刘述古”。然而宣和间越州知州并无刘述古其人。
《嘉泰会稽志》（卷二·太守）载：“刘韐。宣和二年二月，以太中大夫充徽猷阁待制知，四年五月，召赴阙。”又据《刘韐墓志铭》：“（宣和）二年，睦州青溪民方腊聚众为盗，官军掩捕不胜，势遂张，陷睦、杭二郡。杭、越阻一水，越大震，官吏悉遁去。或具舟请公行，公曰：'吾为郡守，将与城存亡。’不为动。民闻公语，稍还。公下令曰：'富者出财，壮者出力。’民欢奋无敢后，遂葺壘练兵为战守备。明年二月，贼陷衢、婺，八日至城夏，公麾众出战，贼大溃，横尸蔽路，自是不敢近公境。温、台、明以越为屏蔽，亦赖以全。诏拜述古殿直学士，转正奉大夫。”可知宣和初守越州的乃知州刘韐，其抵御方腊军建功而诏拜述古殿直学士。述古殿学士，宋枢密直学士曾用名，政和四年改。《宋史··徽宗纪》：“（政和四年）八月乙巳，改端明殿学士为延康殿学士，枢密直学士为述古殿直学士。”《剡录》所载“刘述古”以官为名，述古即“述古殿学士”之简称，“刘述古”即刘韐。《民国嵊县志》已称“越帅刘韐”，未有详注，故考之备案。
此外，由谁奏请改县名一事上，《民国嵊县志》尚有注：“或云宣抚使童贯乞改”。民国志所注参考的是《嘉泰会稽志》（卷十二·八县·望嵊县·剡镇）之记载，（剡镇）条目注云：“〔钱氏僭称杭为西都，越为东都，号两都。据此，则钱氏尝改剡为赡矣。疑因古语有两火一刀之说，恶其不祥，改为丰赡之赡，理或然也。宣和中，方寇初平，宣抚司亦乞改剡为嵊，其意殆亦出于此。宣抚司者，乃童贯也，其意卑陋，与钱氏略同。方其擅权，所请无不从，固不独此也。〕”
实际上，按2006年嵊州发掘出土《唐故高府君（文漱）墓志铭并序》记载，唐咸通二年剡县已改赡县，时在裘甫起义镇压后不久，与五代吴越国钱镠无涉。《嘉泰会稽志》此注并不完全可靠。
《宋会要辑稿》（兵一八·军赏）载：“（宣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江浙淮南等路宣抚使童贯奏：'近据刘韐申：自睦寇猖獗，杭州失守，越州止隔一水。有本州贡士钱则忠、学生林知言陈状，乞部辖巡防，召募到一千六百人，自部领分头守御巡防，使居民安堵，显见逐人用心有劳効。钱则忠拟补承信郎，差充新昌县尉兼主簿，林知言拟补承信郎，差充嵊县尉。’诏依所奏施行。”此例可见，当时童贯为江浙淮南等路宣抚使，刘韐所申皆须通过童贯上奏朝廷。刘韐乞改剡为嵊，亦可能如是操作。《嘉泰会稽志》所注所谓宣抚司童贯乞改，恐未必准确，姑为一说。
据《剡录》（卷一·城境图·寨），越州知州刘韐还曾奏请在嵊之西南长乐乡置长乐寨用于防御，亦在宣和三年，与乞改县名同时。此外，钱则忠、林知言二人，《新昌县志》《嵊县志》失载，可补职官志阙遗。
五、宣和三年剡令张诚发修城
东汉末剡长贺齐始移县治于今址（即今嵊州城关），即筑有城墙。宋宣和二年剡地求道人等应方腊起事，攻破城池。次年起义平息后，县城才告收复。
《剡录》（卷一·城境图·城）载：“括苍管晋《修城记》曰：会稽县八，剡为清胜。承平日久，横目习治。庚子之冬，睦寇狂勃，剡寇应之。县有城垒，圯弗克守，为贼巢穴。明年春，帅刘公述古统制一道，扫清贼党，谓令张诚发庀（四库本'庀’作'卒’）徒虔事，课工督程，出缗粟以僦夫，擘地段以就役。甫阅旬朝，完壁高堞，城之环亘十有二里。未几，寇率其徒拥梯壁下，仰视完壮，失气夺色。将兵出锐掩之，俘馘。自是窜伏，孽不炽焉。侯智宏远，知所先后，借不急此，孰与民保？时绩维茂，磨石无愧。宣和三年作。”
这篇修城碑记惟见于《剡录》，作者为括苍管晋，其人史籍无考。按记所言，宣和三年春越守刘韐进剿剡地义军，督导剡令张诚发缮城固守。城墙修葺加固后，义军来攻而退。张诚发之名，见于此修城记，却不载于《宋令题名》，《剡录》未免缺失，后期嵊县志职官志作了增补。
《嵊县志（修订本）》（第八编城乡建设·第一章县城建设·第一节市政公用设施）：“（城墙）东汉末剡长贺齐始移县治于今址（即今城关镇）即筑有城墙。因临溪而筑，常遭水毁。明初城废，嘉靖三十四年（1555），知县吴三畏为防倭寇，按旧址筑城。高2丈多，宽1丈余，长1300余丈，辟东西南北4门，名拱明、来白、应台、望越。万历十二年（1584）又辟化龙门。清时，城墙多次修建。”此节缺宋宣和三年修城之记录，尚不完备。
六、宣和间石久可未摄剡县
《成化新昌县志》（卷十五·义士）载：“石悦可，自幼颖悟，以英杰自许。尝论人物，独推诸葛孔明，他人不许也。宣和辛丑，方腊寇县，悦可率乡兵平贼。以功逊其兄。久可摄剡县，阶承信郎；悦可摄新昌，阶通直郎。”按《成化新昌县志》记载，石久可宣和辛丑摄剡县令。清康熙朝所修《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氏族典）引载此说。
而《万历新昌县志》（卷十一·乡贤）载：“石悦可，自幼颖悟，以英杰自许。尝论人物，独推诸葛孔明。宣和辛丑，方腊寇县，悦可率乡兵平贼，以功授修武郎，以让其兄久可。”并无成化志所称久可摄剡县、悦可摄新昌之履历。《光绪新昌县志稿》与万历志同。
阅《南明石氏宗谱》（卷二·世传）：“久可，字元美，景彝公长子。宋宣和五年，会集乡兵，护县御寇，人民安堵，贼以剿绝。朝廷褒功推赏，授承信郎，仕至修职郎。悦可，字叔义，景彝公次子，以御寇有功，授宣信郎，仕至保义郎。以子斗文编修官，升赠朝奉宣义郎。”石氏谱世传之“宣和五年”误，未言久可曾摄剡县。检核《剡录》及历代嵊县志职官志亦无石久可任剡令的记载。
南宋孙应时《烛湖集》有《编修石公（斗文）行状》曰：“公讳斗文，字天民，越之新昌人。曾大父伦，大父彝，皆不仕。父帨可，当青溪寇作，旁州群盗并起，以勇战捍乡邑有功，补保义郎。任宣州巡辖铺，卒官。后，公用恩赠父宣义郎。”此行状，斗文祖父作“彝”，宗谱作“景彝”；行状中父作“帨可”，宗谱、新昌县志作“悦可”。二者略有差异。同样也没有石悦可摄新昌之说。可见《成化新昌县志》记载有误，后期新昌县志对此作了修正。宣和三年剡令为张诚发，见于管晋《修城记》。
另，成化、万历、民国《新昌县志》及《南明石氏宗谱》等尚称晦菴先生朱熹为石悦可作墓铭，而石氏谱世传有石悦可生卒年：“生元祐丙寅（1086）四月十日，卒于绍兴庚申（1140）十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五。”而朱熹生于1130年,按石氏谱所载石悦可卒于1140年的话，此时朱熹年仅十余岁，不可能为石悦可作墓铭。故新昌志、石氏谱所称朱熹作墓铭当系攀附，实不可信。
七、剡县惠安寺毁于方腊起义
《剡录》（卷八·物外记·僧庐）载：“惠安寺，在剡山之阳，旧曰般若台寺，又曰法华台寺。〔晋义熙二年，南天竺国有高僧二人，入金华，师道深弟子竺法深，授阿毗谭论一百二十卷，甫一宿而诵通。道深遂讃法友释迦重兴，今光授记，遂往剡东岇山，复于剡山立般若台寺。会昌废，咸通八年重建，改法华台寺。天祐四年，吴越武肃改兴邑寺，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十道志》曰：西台寺，今法台寺是也，陈惠度所立。〕”《剡录》记载惠安寺于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今额，其后废寺之事未录。
考《古剡刘氏宗谱》所存《重修惠安寺碑记》记载：“（鹿胎）山之阳，旧有法华台寺，宋大中祥符间改名惠安寺。遭睦寇兵燹之劫，埋丛棘中不复可识。”谱中尚有《惠安寺历修记略》言：“剡城鹿胎山有惠安寺者，自宋经睦寇蹂躏后，各久成废址。”当时位于鹿胎山麓的惠安寺，在战事中被焚烧殆尽，只余废墟。附近的县学孔庙也在此时被毁。可知剡地起义军希望通过打击儒学、神权来反抗封建统治，动摇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
此外，《古剡刘氏宗谱》有南宋咸淳八年（1272）绍兴府嵊县令婺源李兴宗撰勒《鹿胎山惠安寺碑记》曰：“……寺之兴废者，盖已数四矣，则以无恒产故。绍定己丑，里人有刘君伯勤者，好静喜施，拓基舍建。其嗣君道明复割沃壤二百亩奇葺寺膳僧费，于是兹寺得永无颓圮之虞。”可知嵊县城西集贤坊刘氏始迁祖伯勤公，曾于南宋绍定己丑年（1229）重建惠安寺。
《剡录》《民国嵊县志》《嵊县志（修订本）》均未有惠安寺毁于方腊之乱、南宋绍定间刘氏族人修寺的记载，故《古剡刘氏宗谱》所记，可增补惠安寺兴废之历史。
八、长乐寨不在白峰岭
明末清初顾炎武撰《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千七百九十七册·绍兴府志军制）称：“白峰岭西南去县城八十里，唐宋有长乐寨，元有廵简司。”长乐寨，宋代宣和三年始置，唐代未有，故《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误。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浙江四）载：“长乐寨，在白峰岭。宋宣和三年置。元设巡司。《志》云：寨在县西南六十里。”同书（卷九十三·浙江五）载：“乌竹岭寨，在乌竹岭上。嘉靖三十七年置，其北接鹭鹚岭，达诸暨县界之乌岩，其南接嵩岭诸山，实为要隘。又县东北有白峰岭寨，在白峰岭上，一名长乐寨，亦嘉靖中置。”顾氏记载前后矛盾，一说长乐寨在白峰岭，宋宣和三年置；又说白峰岭寨又名长乐寨，明代嘉靖中置。
清人万斯同所撰《明史》（卷八十二·志五十六·地理四）载：“东阳〔唐置县，有永宁巡检司。东北有东午山，其相峙者曰西白山，与嵊县太白山相接。东南有大盆山，与天台县相接，东阳江出焉。又有马騣岭。南有南午岭。北有东阳江，亦曰东溪。西南有画溪、下流入于东溪。东北有乌竹岭寨，嘉靖中置。又有白峰岭，亦曰长乐寨，与嵊县接界。又有夹溪寨，在县东。〕”
以上几种说法，皆称长乐寨在白峰岭。而南宋高似孙所《剡录》（卷一·城境图·寨）载：“长乐寨，在县西南五十里。宣和三年知越州刘述古奏置。”（卷四·军营·土军）又载：“长乐寨，属嵊县。额二百人。”高氏《剡录》明确记载长乐寨属于嵊县，在县西南五十里。非他书所载六十里或八十里。
考《万历金华府志》（卷之二·附寨）：“白峰岭寨〔在东阳县东七十里。石栈萦纡，东通嵊县。嘉靖三十五年筑以防倭。〕”可知白峰岭寨，是明代嘉靖间为防御倭寇而筑，非宋时所设。
民国己未重修《剡西长乐钱氏宗谱》（卷三十二·古迹）载：“寨岭，去石梯不远。石梯在西溪西，寨岭在西溪东，相隔一水间。俗传古曾于此设寨，有上寨岭、下寨岭。”今嵊州长乐镇尚存“寨岭头”之地名，传为置寨之处。距嵊城恰好五十里，与《剡录》记载里程一致。而白峰岭在县西南九十里太平乡，近东阳界。二者相去四十里，不在一处。《民国嵊县志》编纂者对此曾作考辩并注：“长乐寨，在长乐乡。按长乐寨据《剡录》周志、夏志、张志俱在四十都长乐乡，至今称上下寨岭。乾隆李志、道光李志作白峰岭者误。今校正。”
综上所述，宋宣和三年越州知州刘韐置长乐寨，在嵊县西南五十里之长乐乡，而非白峰岭。
九、方腊就降于“剡溪洞”置疑
关于方腊如何被擒，史料记载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①被俘于韩世忠说
《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详细记载了方腊被俘的情况：“(韩忠武)王潜行溪谷间，问野妇，得其洞口。即挺身位戈而前，棒棘岭崎，越险数里，捣其巢穴，缚伪八大王，格杀数人，腊遂就擒，并俘以出。辛兴宗后至，领兵截洞口，掠王俘以为己功，故(韩忠武)王不受上赏。别帅杨维忠还阙，少伸其事，但超转承节郎。”《青溪寇轨》所附《容斋逸史》的记载，与碑文可相印证。后来《宋史・韩世忠传》、《宋史纪事本末·方腊之乱》等都采取了这种说法。
②辛兴宗收方腊说
1988年3月淳安县潭头乡(文昌镇)王家村出土一南宋有关方腊起义的刻石，为天然不规则椭圆鹅卵石。四面皆阴刻楷书铭文11行，全文为：“庚子十月初九日，睦州青溪县万年乡方十三作逆，名腊，妻姓邵。至十二月出洞，初五烧人家屋，打到杭州，便打秀州，城不开。丑年三月，天兵捉焉。四月七日，辛太尉入洞，收下入京，改为严州淳安县。丰源院僧用琴记。”此石刻，记载了辛兴宗收方腊。按韩世忠碑记所言，辛兴宗有掠功之嫌。
③就擒于折可存、刘光世等人说
《折可存墓志铭》说：折可存“遂兼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士皆用命。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按照文意，或可理解为“方腊就擒以后，折可存迁武节大夫”。另据《宋史・杨震传》知折可存是在浙东一带，镇压吕师囊等部农民军，没有参加围剿帮源洞的战斗，因此说方腊就擒于折可存的说法并不可靠。宣和三年四月间刘光世攻衢州、姚平仲收复浦江，在时间上也无参战帮源的可能。另据《严州府志》等的记载，平方腊的还有王马、余木杓、佘宗德等地主武装，但这些人没有攻坚执锐的能力，故缺有力论据而不经传。
再来看南宋曾敏行所撰的《独醒杂志》，其（卷七）载：“方腊家有漆林之饶，时苏杭置造作局，岁下州县征漆千万斤，官吏科率无艺，腊又为里胥，县令不许其雇募。腊数被困辱，因不胜其愤，聚众作乱。先诱杀县令，兵吏无与抗者，遂陷睦州。江浙亡命相率从之，众至数十万。是时，天下晏安久，州县士卒皆不习于兵，望风奔溃，腊声势益张。复陷婺、歙等州，乃入钱唐，观灯饮犒连日，因遣人发掘蔡氏父祖坟墓，露其骸骨，加以唾骂。王师既至，相拒累月，不能少挫其锋。后腊以食少人众，势稍窘促，遂独从千馀人入剡溪洞，死拒不出，童贯不能谁何。乃命部将伪为朝廷招降者，诱之以官。既出，则絷之，父子皆槛送京师，戮死于市，余党遂平。”按此说，方腊在剡溪洞被诱降后就擒，事在剡县。然检《嘉泰会稽志》《剡录》等地方志，均无此事记载。刘韐时为越州知州，不可能不知，而其墓志铭也未提及。故《独醒杂志》所载方腊被诱降于剡溪洞，或传闻致误。上几说，以韩世忠在帮源洞擒方腊似较为可信。
十、剡地“神兵助剿”遗闻管窥
《晋溪姚氏宗谱》（卷十五·艺文）有明正德十一年谢迁撰文《重修白鹤庙记》：“剡东有庙曰白鹤，宋武翼大夫、睦州团练副使姚公仲兼建也。始，神以灵验播闻，水旱疾疠，祷辄获嘉应。宣和庚子冬，睦寇方腊作，公姪孙婺州倅舜明致书请公募忠义士以讨贼党。时玉清洞贼据新昌以应腊，公危之，祷庙下，习吉夜复梦神若指示方略者，乃倡义勤王，歃血布盟，告以顺逆及神灵贶。众素重公德望，皆奋勇争前，不期而会者几万人，屯于里南溪浒。公单骑入贼洞，斩首而返。贼党方知，追杀将近，俄闻空中鹤唳，贼仰首一顾，飞沙瞑目。我兵接战，因尽诛之，血流赭沙石，名其地曰刺鸡砩，遗迹不磨也。两浙经略使陈亨伯覆功以闻，徽宗降札封神白鹤灵康大帝，授公前职，建庙里中。虽兵火肆暴，神棲莫犯，迄今四百年。……”
又《剡邑永富黄氏宗谱》（卷一）有宋乾道九年黄伦所撰《黄氏重修显应庙后记》：“（宣和辛丑）……一日，有望四山旗帜车盖，隐隐如去云端间，咸疑神游，而庙不存矣。视之，果煨烬。后不几时，复见如前日之异，若反斾而来，继踵贼徒，如睡魔叫于巢窟曰：天兵至矣！遂相蹂乱，矛盾莫支，竟歼榘魁。崇仁、永富二乡，不劳大兵，贼已扑灭，胁从胥靡，顿免汤衊之苦。人谓庙之毁废，咸归于数，贼自残戮，实神得请于天而讨之。由自远近，日益信嚮。……乃以绍兴十一年辛酉岁，上灵绩于朝，锡额显应。垂三十五年，乡井晏然，虽遇凶荒，民不至损。”乾道间，神封灵祐侯。
宋徽宗重神降、迷道法，大造宫观、神像，想借此来巩固赵宋的统治。政和三年，徽宗“以天神降，诏告在位”；又亲作《天真降临示现记》,广为宣传。政和七年十二月，徽宗又说有天神降于坤宁殿，令刻石纪之。在其影响下，朝士靡然趋之。地方上戡乱不力时，所谓“神兵助剿”的传闻便开始出现，一来迎合皇帝，二来迷惑百姓。上述剡地事例可见一斑。明末清初士人丁耀亢所著《天史》论曰：“徽宗自称道君，以鬼神自诬，是欺天也。欺天者，亦以天欺之。六甲神兵之巧由来也，作法自毙，岂一端乎？”宋徽宗的这种作法事与愿违，非但没有巩固自己的统治，反而由于肆意妄为，弄得国弱民贫，方腊、求道人等起义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全文分上、下两篇刊发于《人文嵊州》2021年第4期、20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