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城市现代的婚姻和家庭》袁亚愚 著，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年
《中美城市现代的婚姻和家庭》作者简介
袁亚愚（1935年8月－2020年6月20日）四川大竹人。195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毕业留校后，在四川大学哲学系相继从事中外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历任四川大学哲学系（后改为哲学社会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兼任应用社会学研究室主任与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四川省社会学学会会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乡村社会学、家庭社会学、以及宗教社会学等。主要著作：《社会学-历史.理论.方法》，《新修乡村社会学》，《当代凉山彝族的社会和家庭》，《中美城市现代的婚姻和家庭》，《宗教社会学通论》，《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回顾与展望》，《新修乡村社会学》等。
《中美城市现代的婚姻和家庭》内容简介
本书是基于一项中美城市现代婚姻与家庭对比研究的项目。作者有机会借助大量的实际资料和许多精心的研究报告，并通过一定的实地考察，对美国的现代婚姻与家庭，进行较系统的研究。以马丁·怀特教授1984年在底特律地区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为基础，于1987年在成都市东西城区进行的一次内容相似的抽样调查，经过了近5年的摸索、探讨，完成了两国所有城市的现代婚姻与家庭对比研究。本书并非仅限于如实地介绍和说明美国和西方国家现代婚姻与家庭的实际状况，而且也如实地阐明我国城市现代的婚姻与家庭的相应情况，并在上述基础上进行对比。此实证研究揭示中美两国城市现代婚姻与家庭的差异及某些共同的发展趋势，并根据其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释了这些差异和共同的趋势。
多年来，我们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现代婚姻与家庭的了解，大都停留于转述国外大众传播媒介的零星报道和它们对一些危言耸听的观点的片面宣传，比较系统地搜集实际资料进行深入、全面分析，以得出我们自己的较为科学的认识的工作，基本上还没有做。其结果便是，包括我国不少研究婚姻与家庭的学者在内的许多人，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婚姻与家庭的观念，实际上都是来自于西方大众传播媒介对西方某些记者或学者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的传播。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在我们的头脑中，还仍然保持着它们似是而非的特征，尽管有不少人完全相信，他们也无法作出有确切根据的肯定判断；当然，不相信与持怀疑态度的人要否定它们，同样也缺乏依据。这样一来，象西方大众媒介多年来宣传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家庭危机”、“婚姻解体”，“代际冷漠”、“老人孤独”，以及所谓“性革命”或“性解放”等，我们都无法确切而准确地判断它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无法以较为严谨和科学的态度去评价上述说法，在何种意义与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婚姻与家庭的现状。这就是说，我们过去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婚姻与家庭的认识上，实际上是相当茫然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西方大众传播媒介牵着鼻子走的。作者本人过去的认识也没有什么例外。
1986年，国家教委编制的“七五”科研规划，确定了一项中美城市现代婚姻与家庭对比研究的项目。该项目由四川大学哲学系社会学研究室的一些教师承担并与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学系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马丁·怀特(Martin Whyte)教授合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则把该项目作为美中科学与学术合作的研究项目予以资助。在国家教委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与资助下，又通过美方合作者马丁·怀特教授的具体帮助，作者得有机会借助大量的实际资料和许多精心的研究报告，并通过一定的实地考察，对美国的现代婚姻与家庭，进行较系统的研究。这种研究，最初企图以马丁·怀特教授1984年在底特律地区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为基础，以我们于1987年在成都市东西城区进行的一次內容相似的抽样调查为参照依据，但经过了近5年的摸索、探讨，作者最后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两国所有城市的现代婚姻与家庭，成都与底特律调查的结果，只作为我们研究要参照的一个小的方面。
通过将近5年断断续续的研究，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过去所接受的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现代的婚姻与家庭情况的认识，有不少是相当片面的，由此而建立的有关观念或形成的一般印象，也就不符合实际或不完全符合实际。作者将在本书中，尽可能运用美国学者鉴别的各种确凿的事实和数据，具体地展示和说明这一结论。我希望这样作，将有助于我国许多人，澄清过去流传的许多似是而非的看法，更希望这样作，能引起我国学术界(特别是社会学界)的同行，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现代的婚姻与家庭，开展进一步的，建立在严格审查的调查数据基础上的研究。
当然，本书的任务并非仅限于如实地介绍和说明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现代婚姻与家庭的实际状况，而且要如实地阐明我国城市现代的婚姻与家庭的相应情况，并在上述基础上进行对比，研究和揭示中美两国城市现代婚姻与家庭的差异及某些共同的发展趋势，在联系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下，解释这些差异和共同的趋势。
中美两国是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国家，也是文化历史背景存在着重大差异的两个国家。就经济和现代文明发展程度或现代化发展的程度而言，两国的差别也是十分悬殊的。而一个国家的婚姻与家庭状况，尤其是婚姻与家庭制度，从根本上讲，就是由本国的社会制度、文化历史背景(特别是所谓民族文化传统)、以及该国的经济和现代文明发展程度而决定的，并总是反映和体现着一个国家上述三个方面的实际状况。因此，对中美两国城市现代婚姻与家庭的对比研究，就不仅可以使我们较系统地了解两国城市现代婚姻与家庭的许多具体差异或共同点，了解它们各自的重大特点，而且有助于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去认识两国在社会制度、文化历史背景、经济和现代文明发展程度上的差别，探讨这些差别是怎样，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制约与影响了两国的婚姻和家庭的状况的。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持续高度增长的离婚数和离婚率，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或是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伴生现象？美国和西方许多国家现代社会的性宽容(或如某些人所说的“性自由”)和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如传统的性观念、性禁忌)有关或是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有关？或者不过是现代文明发展进程的某种表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属于东方文化传统的中国(超出本书范围之外也可以及其他东方各国，如资本主义的日本或印度)，不会出现上述种种情况吗？我们正在竭力追求的现代化，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也给我们带来象美国等西方国家正面临的那样的婚姻与家庭问题？改变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能使我们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吗？……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作者企图通过对中美（略）
《中美城市现代的婚姻和家庭》目录
《中美城市现代的婚姻和家庭》结束语
当我们用了八章的篇幅对中美两国城市现代的婚姻和家庭各个重要领域进行了较系统的考察后，能够得出一些什么结论与看法呢？作者认为，以下结论和看法是可以得出的，它们也是对本书“引言”中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扼要回答:
1. 过去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介而广为传播的所谓西方国家的婚姻与家庭“危机”，至少在现在的美国还并不存在。美国虽然存在着高离婚率，但却被高的结婚率与高的再婚率所平衡。美国近十年来一直是一个结婚率、离婚率与再婚率都高的“三高”国家，虽然其单身或单亲家庭的比例也相当高并且近几十年是不断增长的，但其中有很大部分是由晚婚者、离婚或丧偶后的待婚者组成的，单身或单亲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状态，而不是持久状态。高的离婚率只是使原有的婚姻与家庭有很大部分解体，但却并未使婚姻与家庭制度解体，因为它不是导致许多可以继续过婚姻与家庭生活的人抛弃了婚姻与家庭生活，而是导致更多的再婚婚姻与家庭。美国学者所宣扬的“系列婚”，实际上就是对美国社会中离婚者增多、再婚者也增多并且出现了多次离婚又多次结婚的人的反映。“系列婚”并不会象今日的一夫一妻制那样成为人们婚姻的普遍模式，因为尽管美国和现代其他文明国家的离婚者都普遍在增多，但“白头偕老”的婚姻理想，即使在多次离婚者中都没有动摇过。他们中许多人在离婚事件发生后，常常认为自己还没有选中自己应选中的那个人(美国人常从妇女择偶的角度幽默地将其称为“Mr·Right”)，并在离婚后继续其理想的追求。另一方面，无论是离婚者本人或是社会，迄今都把离婚视为生活中的“不幸”，把离婚不当一回事者，无论在美国或在其他国家(包括我国)，仍是极少数人。因而，不管是现在还是今后，社会总的婚姻状况便会是：多数人与自己的伴侣白头偕老、相处终身，另外有许多人离婚和再婚一次，离婚和再婚两次者要大大少于离婚再婚一次者，超过两次者，次数越多人越少。
2. 从美国离婚率由低至高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离婚率的高低，与其社会经济，政治的根本制度并无直接的联系，而与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文化传统、具体的婚姻和家庭制度密切相关。故美国的高离婚率不能归因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一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法国、原来的西德、意大利等)离婚率较低，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原苏联)的离婚率较高，有时甚至还超过美国，都说明了这一点｡这也就说明了把高离婚率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性的表现，是不科学的。
3. 许多事实都表明，我国目前的低离婚率，是和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当前的各种状况相一致的，并且正随着我国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在稳步上升，上升的比率也在加快。我国现在的离婚率虽还远远低于当今全世界离婚率最高的美国，但与法、日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离婚率相差并不太远。我国1985年的离婚率(0.88‰)便已相当于1975年法国的水平(0.95‰)、靠近当时日本的水平(1.07‰)，远远超过同年墨西哥的水平(0.27‰)。这一情况，不仅说明我国面临西方国家已面临的婚姻与家庭问题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说明，我国现在的低离婚率，与社会主义制度并无本质联系。我国有些学者把低离婚率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表现，是社会主义社会“必然的”现象，是值得商榷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离婚率，也说明了这一点。
4. 无论是从美国的或是从中国的现代婚姻状况中，我们都会发现这样一个相当荒谬的矛盾：人们几乎都认为爱情、婚姻自由是婚姻美满幸福的基础，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说他们的婚姻是因爱情缔结的，而两国今日的法律与社会环境又保证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享有充分的婚姻自由，但是，情况愈是这样，离婚的人却愈多。这个荒谬的矛盾，并不是说明了现代国家离婚率的增长应归罪于强调婚姻自由和双方情投意合，而是现代社会造就的人，往往还是过多地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们对“爱情”、“自由”的理解，不可能超越自身所处的那个现实。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爱情”常常不过是一种由异性某一或某些能吸引人的因素所引发的、夹杂着各式各样自私打算和幻想的复杂感情。这种感情的持久性，是以异性能吸引他们的那些因素的存在状况及异性满足他们的需要为转移的，大多数是短暂和捉摸不定的。当人们不是以更多的理智和对实际的多方面的思考，而是以上述的感情来处理他们的婚姻时，他们往往会很快相互感到失望。这种失望如果无其他因素来弥补或使之改变，在结婚自由和离婚也自由的条件下，便易导致离婚。我敢说，即使是像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的人，如果生活于今天这样的条件并在自由结婚后继续像原来那样相互猜忌、任性，他们也会相互感到失望；而当他们的失望不断增长并且无其他因素来予以挽救和弥补时，他们也会离婚。现代社会越来越高的离婚率，就是这样促成的，而从最终根源上讲，则是由于现代社会的自身状况只能造就许许多多带有上述思想和性格特征的人。
5. 中美两国城市现代择偶者的行为表明，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或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择偶模式都是相同的。大部分人都遵循着同类匹配模式，即选择与自己各方面条件相同或相近的人为配偶。这种模式，打破了感情至上或“爱情为基础”的神话，它使我们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这样一个唯物主义的道理：表现两性倾慕心理的爱情或感情，绝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它植根于引起它产生的现实因素和条件。如果不是自欺欺人，便得实实在在地肯定这一点。对于科学研究者来说，更应该如实地揭示这一点，而不应像一些文学艺术家那样，常常在虚构自己的故事中撇开所歌颂情感得以产生的现实。
6. 从本书第七章中可以看出，曾被美国新闻媒介大肆宣染并使我们信以为真的所谓“性革命”或“性解放”，并没有象它们所说的那样发生过。这两个词在美国学者的使用中虽包含着极其不同的含义，但大多数学者都在婚前性行为的日益增多和社会对此行为越来越宽容的意义上使用它们。而婚前性行为增长的这种情况，几乎发生于包括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各个现代国家，只不过有的显著，突出，有的不显著，不突出。苏联和过去东欧的一些国家(如捷克)，青年人婚前性行为的发生情况，还并不亚于美国。可见，婚前性行为的增长，是一种跨社会制度的普遍现象，它在我国同样正在发生，我们既不能听之任之，也不能简单地把它斥为资本主义的腐朽现象。
7. 婚外性越轨现象，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的美国或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都存在。两国在社会通行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上都是反对这类行为而提倡夫妇间的性忠实的，美国也并不存在着我国一些人所想象的那种结了婚的人可以任意寻情妇、情夫的情况。作这种想象的人，是把社会的正式规范与许多人违反这些规范的行为混为一谈了。如果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把我国各部门办事的公开规则与开后门的行为混为一谈一样。实际中的情况则是：哪怕是曾经违反社会正式规范的许多人，他们也觉得自己行为不对，而在正式场合一般都会认为应该遵守与维护曾被他们所违反的社会规范，故经常不断地违反这些规范的人则是少数，多数是一生中偶尔违反过这些规范。对此，著名美国家庭社会学家威廉·古德曾发表过这样一段论述：“有些估计表明，大约一半有妇之夫与人发生过婚外性关系，但公众舆论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人——无论男女，都赞成夫妻间应当忠实。”
8. 美国家庭代际之间的关系，虽不如中国那样紧密，但却并不是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样冷漠。亲子和其他亲属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强的经济与感情上的联系。一些人代际之间的疏远和一些老人的孤独，主要是由于后代工作地点上的隔离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后代根本不想照料老人和老人不想与他们接近造成的。这种情况在一个流动性很大的国家极易发生。如果我国今后的流动性增大，也会造成很多同样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