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资治通鉴》，从则天登位至玄宗开 元，几十年下来，从李唐到武周再回到李 唐，天地翻滚，血雨腥风，玄武门之变循 环上演，一次一洗牌，直到李隆基登极， 宫廷权力游戏才算终结。

政治斗争免不了耗损国家元气，好在大唐正值青春，怎么折腾都改不了蓬勃向上的气势。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大唐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精血，注入中华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

太宗的“贞观之治”一直被认为是中古最辉煌的黄金时代，后世士大夫在给皇帝上课或进谏时，无不以之作为参考标准。

但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中间经历了60多年的过渡，其中有四十多年是武后垂帘或当政，如果武后真如史书记载，淫乱后宫，残害忠良，天天搞“恐怖统治”，那么大唐到了玄宗手里，恐怕早已“腐坏不堪、名存实亡”。

可见历史抹掉了武后对王朝发展尤其是经济建设方面的重大贡献，只留下对女性称帝心有不甘的夸大其词和刻意抹黑。

在一个专制王朝，国家发展好与坏，几乎系于一人之身，这个人就是皇帝。

历史已经很难给予则天皇帝一个全面又立体的复原，但事实胜于雄辩。

如果则天真的是一个昏庸无道的君主，那么“安史之乱”不用等到天宝末期，女皇在位时就能爆发。

发展一个国家，需要近百年的励精图治，自上而下的万众一心，艰苦奋斗。

毁掉一个国家，十几年甚至几年就够了。

唐玄宗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玄宗开元时期，大唐王朝发展到鼎盛，鼎盛是个什么样子？史书没有确切记载。

好在，我们有诗圣杜甫，一名给后人留下大量唐朝不同切面的“史诗记者”。

在追忆开元盛世时，杜甫再次发挥了其细腻的记忆和精准的表达。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百年安康，国富民强，礼乐盛行，法制健全，道路畅通，四海可为家，日日是好日。

如此太平盛世，怎滴会爆发“安史之乱”？国家那么强大，怎滴就被安禄山攻下了长安？

昨日全民大唱盛世歌，今朝六军齐上逃难路。

马嵬驿之变，杨贵妃兄妹遭到清算，一个被溢死，一个被分尸。

自古红颜多薄命，有情总被无情伤，杨贵妃，王朝繁荣时，她是国色天香，国家遭难时，便成了邪花灾星，被钉在祸国殃民的历史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但这一切，真的是杨贵妃的责任吗？

她可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但国家大事和开边政策，她能做几分主？

嗜权如命的玄宗，为了保住自己的帝位，不惜杀掉“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妃子，让长生殿内的誓言成为白居易用来调侃的笑话。

其实，大唐在“安史之乱”前，已是外强中干，这与杨贵妃一家的骄奢淫逸有关，但如果没有玄宗的宠溺放任，他们是兴不起多大风浪的。

事实上，导致唐朝军事力量大大减弱的始作俑者，正是玄宗本人。

《资治通鉴》勾勒了一条他穷兵黩武、恣意扩张却节节败退的“衰颓曲线”。

天宝十载（751），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带兵八万讨伐南诏，先胜后败，士卒死者六万，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更募兵击南诏，人民不肯应募，又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同年，高仙芝将兵三万在西域与大食战，亦大败，死亡殆尽。安禄山将兵六万攻契丹，几乎全军覆没。至天宝十三载（754），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全军覆没。杨国忠隐其败，益发兵讨之，前后死者达二十万。

这条曲线，就是大唐由盛转衰的下滑线。

“安史之乱”爆不爆发，这个王朝都已经纛虫遍布、病入膏肓，只是叛乱提前撕下了王朝自欺欺人的“盛世”遮羞布，将其不堪一击的脆弱本质赤裸裸展现。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叛乱发生前，大唐最真实的面貌。

杜牧有诗云: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可怜的大唐百姓，男耕女织近百年，才攒下一个盛世。

国家蒸蒸日上时，他们苦辛哈哈地劳作不息。王朝濒临崩溃时，他们可怜兮兮地炮灰不断。

“安史之乱”期间，他们“或死于寇贼，或死于官兵，或死于赋役，或死于饥馁，或死于奔窜流离，或死于寒暑暴露”。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