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神圣人》（Homo Sacer）一著中指出，“身体是一个双面性的存在：既是向至高权力屈服的载体，又是诸种个人自由的载体。”在两位九零后女性科幻作家——修新羽和范轶伦的作品中，借由这种身体的双面性，生命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被重新探索。
一. 我究竟是谁？我又会成为谁？
——修新羽《陌生的女孩》
修新羽
修新羽向我们娓娓道来了那个“陌生的女孩”的故事——那一个关乎她的痛苦、她的困惑、她的反抗、她的无奈的故事。通过丰沛的细节和细腻生动的语言、透过一系列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作者带我走进了这个女孩的世界。这个女孩不再“陌生”，在阅读中我开始和她共情、开始权衡她的抉择。或许正在阅读这篇小说的你，也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每个读者，每一个拥有独一无二基因的个体，放置在小说中的设定中都是“陌生”的男孩和女孩。
小说中的生育方式致使每个人都是先人的副本，是“批量生产的”。正如“声远”所说的，“我属于他，属于某个我根本没有见过的人，他多高我就只能长多高，他不喜欢哭，所以我哭都没法哭”。而对于女主角，这个陌生的女孩而言，她的一切都是无法预知的，她是“独家艺术品”。她“一遍遍揣测自己未来会长到多高，什么时候胸部开始发育，什么时候长智齿”，“她的基因组合是崭新的，最好的医生也推算不出她的膝关节会不会在四十岁后的某个早上发出弹响，她的心血管会不会在五十岁后粥样硬化。她会不会像母亲那样患上肺水肿”。人们对陌生的排斥暗含了对未知的恐惧、对风险的规避。相较于那些不确定，他们喜欢“平稳运行的生活”。因而，如文中最后一句话所言，这个女孩“比他们都勇敢，和谁都不一样”。
这个作品呈现出了陌生化和认知的辩证关系。科幻文学理论家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将科幻定义为“认知陌生化”的文学，即科幻的充要条件是陌生化和认知的交互作用。在现实中，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革新，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的结构转型似乎是必然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声称自己有“社恐”。在现实中“陌生”是一种常态，而在这篇小说的设定中，陌生成为了一种罕有。陌生是令人害怕的，让人感到被冒犯的。陌生的女孩伴着“杂种”的称谓长大。修新羽创造出了这样一个替代性的世界、一个大家更愿意成为自己父母副本的、寻求同一性的世界，并借此对认知进行了批判性的质询。
达科·苏恩文
小说中这种对他者的他性的漠视，对同一性的追求，让我联想到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传统即消除差异，“把他者还原为同一的本体论”。法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较彻底地批判了这种本体论传统，阐释了“他者”哲学。自我与他者是一种非对称（asymmetrical）的关系，换言之，自我与他者存在着原初的异质性、自我与他者无法被整合到一个更高统一体当中。他者的独立性地位被突出、他者的异质性被强调。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受困于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1]）中，被各种同类的信息所封闭。信息被个性化定制和推送，对于每个个体而言，先入之见被固化。在基于共同认知和兴趣的群体内部，人们共享着同质化的信息，造成群体认知的片面性。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分歧加深、信息鸿沟被扩大。打开社交媒体，我们看到的内容愈发趋同，不同的博主用着相同的配乐、相同的构图、相同的文案。在同一个群体内部“美”是千篇一律的，那些不一样的观点和声音也被算法屏蔽，人们开始排异。我们开始害怕和别人发出不一样的声音，我们开始去除自己的个性，我们害怕成为人群中的异类。“陌生”需要勇气，而我们似乎不敢成为“陌生的”那个。
修新羽在这一篇短篇小说中构建了一个架空世界，并构想出了一系列相应的社会变化。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其中蕴含了交互主体性的深邃意蕴。人的存在的本质是与自己所处的环境的互动。当外部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新的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的存在也随之改变了，作者感知、捕捉、并刻画了各种变化。随着技术的发展、生育方式的改变，家庭形式和婚姻形态也经历了演变。法律、伦理以及社会的道德准则也发生了变化。人们认为“日光之下甚至再无新人。这样的社会才坚实稳定，人人都背负责任”。随之也产生了各种各样新的法学名词，诸如“共同基因人连带责任”“滥用基因的责任承担”等。权力结构的种种变化和问题被展现，这并非一个简单讲述生育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复杂人性的、很难以非科幻形式呈现的故事。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小说中的人的存在本质随着上述社会环境变化而改变，对于自我的哲学式追问贯穿始终。关于身份的“忒修斯之船”问题被不断提出。自我是什么？“当一个人内脏的位置发生变化，是否还能算同样的人。当一个人变高、变瘦、变老，是否还能算同样的人”？到底什么决定了“我”是“我”？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王威廉在《元宇宙与未来文化》一文的题记中写道的，也是我阅读这篇小说过程中一直在思考的：“我们究竟是在走向他者，还是在将他者转化成自己？”
阅读这篇小说，我产生了很多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在这个关于“陌生的女孩”的故事中，我看到的不再是简单的性别角色转换，女性不再只是男性的另一个版本，而是提供了新的表达方式，打开了一种新的经验的可能性。
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这篇小说狭义化理解为仅仅关乎性别议题的小说，其中涉及关乎道德、法律、家庭形式的讨论，也包含了丰富的对于生死、爱情、困境等一系列文学母题的思考和追问。在语言风格、文学手法上，这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所谓的高文化与低文化、主流文学与通俗小说、自然科学与人文主义的界线。
二. 后人类时代的异托邦
——范轶伦《城市之光》
范轶伦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1960年代介绍了“异托邦”/“异质空间”（heterotopia）的概念，这一概念也是他结合了空间政治与空间哲学的理论模式的核心。关于这一概念的阐释具体可参见Of Other Spaces（《另一空间》，1967）的演讲稿，福柯在其中以当代社会各种不同的空间场所为对象，归纳出了异托邦的六个基本特征。在福柯看来，医院、教堂、花园、墓地、戏院、监狱等都是“异托邦”场所。总结来说，“异托邦”是社会体制里真实存在的局部化场所（异质空间）、是可以窥探整体空间内部的权力关系的独特视角，不同的“异托邦”之间充满着断裂性、不连续性。
福柯认为空间是一个社会权力和文化的表征，因而并非主体建构或生产了空间的意义，反而是人和主体的角色在空间权力中被规训。空间对个体有一种隐蔽的管控能力，在他看来，整个现代社会是通过空间来统治的，城市的规划、建筑的设计中都暗藏了管制机制。在《城市之光》中各种位置关系、城市设计规划以及人物成长环境中都体现了这种权力的空间化。在三面环山的谷州大陆经济和贸易中心——龙港市，艺术发展局位于交通便利的“将军路，鲥鱼港”，而“城市之光”舞团位于“翡翠山”，叙述者“叶禾”在第一次来舞团看演出的时候“花了两个小时才找到”。位置关系中包含着隐喻性和符号性，因而艺发局和舞团之间不仅仅是中心与边缘的地理关系，更是经济和权力关系。空间区隔和差异蕴含了社会和意识形态问题。在龙港市，所有民间艺术的蓬勃生发之地、所有的边缘地区被肃清，“曾经的低矮工棚、城中村落也被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所取代”。赛博女孩贝丝“从出生起就被安排在一家厂房”，尼克“在清台城的一个高级生态农场里度过了作为赛博人的童年”。而人类女孩白鹤的童年背景里“是老式留声机中播放的古老音乐”，“她的房间永远散发着檀香，墙上挂着几幅画，技艺和手法来自几世纪前”。赛博人和人类的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差异和不平等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体现。
在福柯看来，“异托邦”是多元的、复杂的、包容的，它将几个异质的空间同时并置在同一个真实的场所中，让他们在相互的映射中表征出新的意义。剧场就是其中的典型，它可以通过舞台将不同的空间进行融合。位于南丰工业大厦十七楼的剧场，是一个边缘性的文化场域，是特殊身份的赛博人和其他未受到专业培训的边缘舞者表达自己对舞蹈的热爱、展示自己舞蹈天赋的场所。这是一个与主流的社会空间保持距离的场所，一个充满艺术可能的“异托邦”空间，生发出自由多元的审美价值。通过这个边缘人的世界、这个剧场的空间，由理性组织的世界的问题被显现。这个剧场也是一个为超越权力的操控提供可能的空间，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花钱来看赛博人参加的表演”，新的表演空间被创造，雅俗的界限被打破，民间文化和主流艺术文化开始融合。借助赛博舞者对抗社会的标准审美，改变赛博人没有人类舞者好、没有人想看赛博人跳舞的社会认知。虽然赛博人确实舞技不凡，但对于人类权力掌控者来说，对赛博舞者的认可就意味着人类舞者将失去市场，“如果赛博人对观众来说像人类舞者一样具有吸引力，而大规模生产又完全不是问题，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机去训练人类呢”。在这个“异托邦”中，舞蹈作为一种语言，跨域种族、性别、阶级的可能性被体现出来。
在后人类时代，大脑也是一种记载和保存数据的异托邦空间，是与强权对抗的关键，与流逝主体的对话也得以实现。借由这个异托邦空间，个体生命有限的传统观念被打破，个体的存在似乎是永恒的。赛博人贝丝的大脑被描写为“无数电子回路和芯片构成的……城市”，“一座闪烁着无数流光的城市”。在这个大脑“城市”和异托邦空间中，贝丝是权力的主体。对赛博人来说，肌肉记忆是编写好的程序。“梦舞人”项目的一手策划者、院长戴斯蒙将人类女孩白鹤的肌肉记忆与赛博女孩的调换，他希望将拥有了赛博女孩肌肉记忆的人类女孩培养成为最优秀的舞者。但戴斯蒙不知晓贝丝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贝丝的大脑中存有调换给她的人类女孩白鹤的肌肉记忆。贝丝大脑中存有的肌肉记忆成了拆穿戴斯蒙阴谋的确凿证据。在叶禾攻入舞蹈学院的“梦舞人”数据库之后，电脉冲将白鹤的肌肉记忆传送给舞蹈学院的学生。黑幕被揭露之后，戴斯蒙被撤职、“梦舞人”程序被勒令暂停、“城市之光”舞团申请到了艺术发展局的资助得以离开十七楼。
在西方哲学史上，曾存在着身体与意识的对立。意识举足轻重，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身体则被压制，在西方传统理论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一现象直至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才发生改变，尼采将身体提高到哲学高度地位。作为尼采主义者，福柯在历史、主体、权力等诸多方面受到了尼采的影响。福柯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中提到一种“解剖政治学”（anatomo politics），这种政治解剖学“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福柯关注“身体政治”（Body Politic），从自我、身体入手去揭示权力结构。身体为权力和知识关系服务，这里的权力并非宏观的压迫性权力，而是指一种运作于医院、学校、军队和工厂等规训机构并通过作用于人的身体而实施对人控制的微观权力。在《城市之光》中，市立舞蹈学院利用“梦舞人”程序训练职业舞者，为了培养出优秀的舞者不顾学员身体的痛苦，白鹤的肌肉记忆失调正是因为曾经接受了过量的电子脉冲。在某种程度上，市立舞蹈学院和福柯眼中的监狱十分相像，用技术来支配学员的行为，学员的身体处于权力的管控之中，成为可以被塑造出来的事物。借由对身体的形塑与改造，舞蹈学院实现了对学生个体的全面操控。这种微观权力对个体的管理并非以残暴血腥的方式呈现，这种悄无声息的掌控是难以察觉的，更加难以反抗的。
《规训与惩罚》
在后人类时代，身体似乎承载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来自社会各种结构性力量的束缚、权力技术的控制。身体可以是打破枷锁的有力工具，也可能是无法逃离的囚笼。在《城市之光》中，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异托邦”，所谓的中心和边缘的权力关系、艺术和非艺术的界限、人类和赛博人的高下之别，被质疑、被打破。在这两部作品中，权力通过技术手段进行限制、调节、管理。不论是作为个体的女孩，还是作为群体的城市之光舞团，都被纳入了权力的操纵之下。在《陌生的女孩》和《城市之光》中，陌生和差异是不符规范的“不正常”，但也都是反抗的形式。
本文原刊于《科幻研究通讯》2022年第3期
注 释
[1] 这个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的教授凯斯·R.桑斯坦(Cass R. Sunstein) 在《信息乌托邦》（Infotopia: 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一书中首次提出。指网络媒介通过传播同质化内容，使用户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信息空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