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赵祯是一位名声相当好的皇帝，是历史上第一位以“仁”为庙号的皇帝，在古时文人的眼中，他几乎没有瑕疵。
不过，这位皇帝有时也会犯迷糊，比如在名臣石介死后，他就因听信谗言，对这位死去的名臣兼大儒没有保持应有的尊重。
庆历五年（1045年）七月，石介病故，但过了四个月后，宋仁宗就“诏提点京东路刑狱司体量石介存亡以闻”，也就是让人去查石介到底死了没有。
庆历七年（1047年）六月，在石介死去两年后，宋仁宗又派出“中使持诏至奉符（石介的家乡）”去调查石介死了没有，甚至还想开馆查验。
而且，宋仁宗不仅仅是要调查石介是否死亡，最重要是想确认这个死人是否要谋反？
这种行为是对死者的极大不尊重，如果这种事出现在秦二世、隋炀帝这样的皇帝身上，自然并不稀奇，但出现在宋仁宗身上，就很让人纳闷了。
何况，石介还不是普通的臣子，他还是大儒，在《宋史》中，他最后是被写进《儒林传》中的，在当时的士大夫群体中，石介有相当高的声望。
连苏东坡都夸石介是：“堂堂世上文章主……直饶泰山高万丈……”。
这种评价，一般人能承受得起？
在石介死后，还不停地去调查他，这是要掉声誉的，一辈子在名声上几乎不出差错的宋仁宗为何会对石介的死耿耿于怀？下面就聊聊这事的原因。
石介死了后被人说成是没有死，且说他其实想谋反，这事是他的政敌夏竦搞出来的。
在石介死后，徐州有个叫孔直温的读书人造反，事败后被抄家，在他家中发现了石介的书信，孔直温曾经是石介的学生，家中有老师的书信并不稀奇。
但夏竦就抓住这一条，诬告石介参与谋反，且诈死跑到辽国借兵去了，《宋史·儒林二·石介传》中记载：
会徐狂人孔直温谋反，搜其家，得介书。夏竦衔介甚，且欲中伤杜衍等，因言介诈死，北走契丹，请发棺以验。
宋仁宗信了，并且在夏竦的怂恿下，做出了两次下诏调查石介是否真的去世的行为。
夏竦污蔑石介自然是有原因的。
在石介死前两年，即庆历三年（公元1643年），宋仁宗起用范仲淹等主持庆历新政。
当时，石介是支持新政的，并且，他还写了一首长诗《庆历圣德颂》夸赞宋仁宗和范仲淹、富弼等新政派。
有褒奖就有贬斥，石介在诗中夸奖了积极推行新政的范仲淹等人，也顺便就贬斥反对新政的夏竦等保守派，“诗所称多一时名臣，其言大奸，盖斥竦也”。
一般人写诗，影响力不会太大，但石介不同，他是大儒，他的诗传播起来可就太快了，其中的言论也比较容易让士大夫群体相信。
夏竦的名声自然一落千丈，他不但因此记恨上了石介，还是深恨之。
夏竦虽然在《宋史》中没有被写进《奸臣传》，但史官最后给他的评价还是有“世皆指为奸邪……竦阴谋猜阻……”这样的贬义评语。
可想而知夏竦绝对不会是宽豁大度的人，他想要报复石介，对他来说是无比正常的事。
宋仁宗不会不知道夏竦和石介之间的恩怨，他为何就相信了夏竦的谗言？
石介除了是名臣、大儒，身上还有一个标签，即直臣，史书中说他“遇事奋然敢为”，他跟宋仁宗时期的包拯、唐介等齐名，都是当时著名的直臣。
根据《续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早在宋仁宗亲政初期，宋仁宗在皇太后刘娥死后，想废掉刘娥帮他选的皇后郭氏，当时在外地为官的石介就上书给宰相，信中直接批评皇帝好女色：
……闻既废郭皇后，宠幸尚美人，宫庭传言渐有失德。自七、八月来，所闻又甚，倡优妇人，朋淫宫内，饮乐无时，圣体因常有不豫，斯不得不为虑也……
石介当时是个什么官职？不过是个区区从六品的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推官，连给皇帝直接上书都没资格的小官。
身居低位都敢写明文指责皇帝，可想而知其人的直，这样的直臣，宋仁宗一定不会太喜欢。
最重要的是，在庆历新政被废除时，石介身上背上了一起说不清道不明的谋反事件。
宋仁宗委派范仲淹等人发起的庆历新政最后失败了，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两条原因是：
1、欧阳修写了篇《朋党论》，鼓励君子结党，这犯了宋仁宗的忌讳。
2、夏竦教家中的侍女学习石介的字，然后模仿石介的笔迹写了一份给富弼的信，“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污蔑石介等君子党要废掉宋仁宗另立新君。
欧阳修的《朋党论》结合石介的反信，让宋仁宗无比紧张，皇帝最怕的就是这种事，他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因此，庆历新政草草结束，包括石介在内的新政派统统外放出京。
石介的这封反信，史书中肯定是夏竦干的事，但当时谁也说不清楚，这事触动了宋仁宗这位皇帝的敏感神经，在他心中扎下了一根刺。
石介反信事件是发生在庆历四年（1044年），第二年石介就死了，距离这事还不太久远，宋仁宗还记得这事，偏偏当年又发生了石介的学生搞出的谋反事件。
如此一来，宋仁宗想不联系在一起都不行，身为皇帝的宋仁宗什么事都可以大度，唯独对谋反不可以。
而主导污蔑石介的夏竦也聪明，他就专把对石介的定性往谋反事件上引，如“介实不死，弼阴使入契丹谋起兵，弼为内应”，“又谗介说契丹弗从，更为弼往登、莱结金坑凶恶数万人欲作乱”等等。
宋仁宗本就不怎么喜欢性子比较直的石介，加上几起有真有假的谋反事件都牵连到他，自然不会对此视而不见。
于是，就有了宋仁宗坚持调查死人石介是否死亡的迷糊事，要调查石介是否跑到辽国去借兵造反？一度严厉到要开馆查验是否有尸体埋葬的程度。
连石介的妻儿都受到牵连，被宋仁宗下令“羁管它州”。
宋仁宗要调查石介死亡及到辽国借兵的真相，从皇帝的角度来说，虽然紧张过度了些，但也很正常。
不过，此事对于士大夫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就觉得有些侮辱人了，且以石介生前留下的声望，大批士大夫愿意为石介保住死后的声名。
宋仁宗首次要调查石介是否死亡时，就有个叫龚鼎臣的人公开表态：“介平生直谅，宁有是邪！愿以合族保其必死”。
龚鼎臣是什么官？他当时是泰宁军节度使掌书，都不算是个官，到宋神宗时期，这个官位才被定为从八品，如此位卑的人都敢这么做，可见士大夫群体对此事的反感。
到宋仁宗第二次要调查石介死亡真相，且派宦官到石介家乡去准备开棺验尸前，就有御史劝宋仁宗不要这么做，请求宋仁宗要“庶存大体”，但宋仁宗没听。
然后，时任提点刑狱的吕居简（宋初名相吕蒙正之子）直接跟到达石介家乡的使者讲道理：
今破冢发棺，而介实死，则将奈何？且丧葬非一家所能办，必有亲族门生及棺敛之人，苟召问无异，即令具军令状保之，亦可应诏矣。
他就直接表明，要是石介真死了，皇帝该怎么应对天下人的指责？最后他出面带着数百人做保，保证石介是真死了。
事情报告回京后，“帝意果释”，宋仁宗大概也觉得再搞下去就真不好跟天下人交代了，放过了这事，还把“羁管它州”的石介妻儿都放了。
到此时，从庆历四年到庆历七年，从石介生前到石介死后，关于他是否谋反和是否死亡的事件，才算真正终止。
参考文献：《宋史》《续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