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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地点的选择有口味的因素，也有地利之便。巴金多次在华山饭店吃饭：1962年11月18日，“王辛笛夫妇请我和萧珊、小林在华山饭店（楼下）吃淮扬点心，同席有罗荪夫妇、陶肃琼、吴强、张乐平、蔡绍序”。当年12月24日，“五点四十分同萧珊到华山饭店，请金公、翰笙、白羽、同生、吴强、罗荪、以群、任幹、魏老、师陀吃淮扬点心”。1963年春天，方令孺（“九姑”）来沪，巴金也曾在这里与她相聚：“上午十点一刻郭信和来电话说九姑过上海去北京开会，现在到文艺会堂休息。十点半坐三轮车到文艺会堂，孙肇基陪我去华山饭店楼上，先后见到俞仲武、商部长、九姑五位。十一点半请他们在楼下吃中饭，任幹陪着张鸿来了，加上萧珊、以群、罗荪共十一人……”查资料可知，华山饭店位于南京西路2004号，这里原来是**励志社第一招待所，又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六稽查大队大队部，还曾做过上海意大利商务总会。更关键的是，它与当时的文艺会堂比邻。文艺会堂，巴金常来常往，离巴金家不算远，交通比较方便，难怪常到这里吃饭。
毕卡第公寓（衡山饭店）
衡山饭店（位于衡山路534号）离巴金家更近，这幢楼建成于1934年，最初叫“毕卡第公寓”，为法国商人开办的万国储蓄会的产业，他们以当时法国最富裕的省份的名字命名这幢楼。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改为专门接待外国专家的招待所，1960年升级为衡山宾馆。1962年，在沿衡山路街面一侧开门开办衡山饭店，对外开放。中餐以川菜、淮扬菜、京菜、福建菜为主，西餐以法式风味为主；同年，宾馆又开设毕卡第西餐厅，主要供应俄式和法式大餐。因为有接待外国人的传统，这里的西餐颇有特色。巴金日记中所记吃西餐的地方最多之处大概就是这里。1962年底的一天，巴金夫妇两人在此平静地吃过一次午饭，为庆祝次日夫人萧珊的生日：“十二点半结束，请萧珊到衡山饭店西餐部吃饭（明天是她的生日，她中午要去沈瘐香处打针，不能回家，因此改在今天中午）。”儿子小棠十四岁的生日也是在这里过的：“到衡山饭店，我和萧珊请小棠吃西餐，祝贺他十四岁生日。饭后散步回家……”巴金还记下朋友对这里的西菜“相当满意”的评价：“六点萧珊请我们到衡山饭店西餐部吃晚饭。白羽、沙汀对那里的西菜相当满意，饭后步行回武康路，白羽、沙汀在我们家又坐了将近半小时，九点光景坐三轮车回东湖招待所。”
在衡山饭店，巴金与辛笛、师陀、赵家璧、黄裳、罗荪等人一起吃过饭，这都是他在上海交往最密切的朋友。其中与辛笛在这里吃饭恐怕是最多的，翻看日记，随处可见：
十一点半辛笛来约我去衡山饭店午饭，萧珊后来。
辛笛来电话，约我在衡山饭店吃中饭。十二点半和小林同去衡山饭店。辛笛一点钟才来，请他吃了饭后，同小林去邮局汇款。
十二点后辛笛来，约我和萧珊、小林、小棠去衡山饭店吃西餐，两点后他和我们散步回到武康路，坐了一会，替我和萧珊照了几张相。辛笛走后，午睡约半小时。
辛笛来，大蜀来，谈了一阵，大蜀先走，十二点半后请辛笛到衡山饭店吃西餐。
十一点后辛笛来，谈到十二点，同去衡山饭店，辛笛请我吃西餐。饭后散步到淮海中路车站，他去外滩开会，我回家休息。
辛笛说早在1933年底，他还在清华读书时即结识在北平旅居的巴金：“巴金是位我所心爱的作家，我对他总是怀有说不出的尊敬。”1936年夏，去英国留学海行途中，他带在身边阅读的书中就有《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并把其中《狗》一篇译成英文发表在国外的刊物上。抗战胜利后，两人都定居上海，辛笛说“遂常相往来，可称通家之好”。通家之好，这话不错，辛笛的女儿王圣思说萧珊（陈蕴珍）总是称呼她母亲为“学姐”。“原来母亲是南开大学毕业，陈蕴珍是西南联合大学毕业。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是由清华、北大和南开合并而成，所以可以说，三所大学与西南联大都有关系，学生都是校友。”她还说：“有时父亲与巴金在外面吃饭，离我家比较近的话，就会顺道上我家来坐会儿。巴金最爱喝母亲煮的咖啡，常常喝两杯才能尽兴。”辛笛在金融和商业部门工作，在朋友中素有“小孟尝”美誉，再加上与巴金夫妇有这样不同一般的关系，多次相约吃饭也就顺理成章了。
1965年11月27日中午，巴金（左三）、孔罗荪（左二）、秦怡（左六）等人从锦江饭店出发到上海北站送别中岛健藏夫妇（左四、左五）等日本友人
1977年9月，巴金与中岛健藏夫妇在上海重逢
“文革”结束后，巴金与衡山宾馆的缘分未断，在这里与不少老朋友有难忘的重逢。如沙汀、赖少其、杨苡、碧野等。碧野在回忆录中提到：
在我落脚的衡山宾馆，巴金为我设宴洗尘，参加宴会的有罗荪、丰村、钟望阳、柯灵、任干、吴强、茹志鹃等。而王西彦夫妇以家宴热情地招待我。这种友情之所以特别珍贵，是因为经过十年内乱以后，个个劫后余生，作家们死者长已矣，健在者相见不易，彼此之间愈加亲切。特别是巴金，好像永远保持着一颗童心，为人纯真，待人诚恳。从他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艺书籍上，就可以看到在现代文学创作队伍里，有多少作家是在他热情爱护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巴金与日本友人中岛健藏、井上靖的重逢也在衡山宾馆。那是1977年8月31日，那天中午，他和杜宣机场接来中岛一行，入住衡山宾馆。傍晚，又陪他们参观豫园，“七点后杨富珍举行宴会，我也喝了茅台”。这是一次漫长的等待，1966年夏天亚非作家会议上分别后，等了十一年，他们才得以相见。日本友人关心巴金的安危，却见不到他，巴金说：“我在度日如年的'牛棚’生活中常常回忆起同中岛先生一起喝酒谈心的日子，我相信我们还有重逢的机会，我等待着。等了十一年，我终于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上接到了他，我们含着热泪紧紧握着彼此的手，'你好！’”
第二天，巴金陪同日本友人在上海活动。上午，音乐学院座谈，听教师、学生们的演唱；下午，是座谈会，几位作家和艺术家谈了自己的一些情况；晚上，去上海乐团看演出。回到衡山宾馆已经九点二十分，“向客人道了晚安，上楼拿到中岛、井上送的书，同孟波乘车回家。……十一点半前睡。睡不着，翻了翻井上的《桃李记》，看到《壶》，读了一遍，感想甚多”。读井上靖的赠书让巴金“感想甚多”，《壶》中写到大家共同的朋友老舍。巴金从日本作家对待老舍和他本人的态度中充分感受到友情的温暖。第二天机场送别中，巴金跟井上靖交流读小说的感想：“八点三刻接待组派车来接我去衡山饭店。陪中岛一行去机场。到机场后同井上谈了读《壶》后的感想。送中岛伉俪和其他客人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后我坐原车回家。”后来巴金回忆：
第二天一早我到了宾馆陪中岛先生和夫人去机场。在机场贵宾室里我拉着一位年轻译员找井上先生谈了几句，我告诉他读了他的《壶》。……我不知道老舍是怎样死的，但是我不相信他会抱着壶跳楼。他也不会把壶摔碎，他要把美好的珍品留在人间。
在怀念井上靖的文章中，巴金旧事重提，并补充：“第二天早晨到虹桥机场送别，我向他表示感谢，我说中国作家对老舍之死保持沉默的时候，日本作家出来为他们的中国友人雪冤，我一共读到三篇文章，我们真该向日本同行学习交友之道……”这样的友情中，也少不了大家聚在一起，尽情交谈、欢饮的难忘记忆，巴金回忆文章中也特别提到：“一九六三年我们在上海和平饭店一起喝酒（在座还有杜宣），毫无拘束地交谈。……我们东方人不轻易吐露感情，但是谁触动到我们心灵深处，为了真挚的友情，我们可以奉献一切。”和平饭店那次喝酒，在巴金日记中能够找到记录：“六点后和萧珊先去找杜宣，约他一块儿去和平饭店，拜访昨天到沪的日本作家井上靖，并请他吃晚饭。我们连翻译同志在七楼一个双开间的房里吃饭喝酒，谈了两个半钟头以上，喝光了一瓶茅台，大家都高兴。”“喝光了一瓶茅台”，看来，大家真是“高兴”。十四年后，他们在衡山宾馆，又“喝了茅台”，旧梦重温，虽然此时，巴金历尽劫难，但是，友情温暖着他。
*本文选自《海派（第2辑）》
- 本文作者 -
周立民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