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这个古老民族近代以来屡屡受到异族压迫和欺凌的局面，全国人民也终于可以昂首表示自己真的站了起来。

在10月1日举行的开国大典上无数民众也表现出来了发自内心的喜悦和笑容，每一个善良的人民都在憧憬着未来祥和和富足的生活。

但新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我们党和人民可以安枕无忧地对任何事情失去警惕，毕竟在看似平静的局面之下还有着无数股涌动的暗流试图对于这个新生的国家进行颠覆。

例如在1949年的时候，在繁华的上海就发生了资本家和反动派串联起来试图搞垮刚刚建立起来的金融秩序，当时潜伏在暗中的敌人以印发假钞和哄抬物价的方式将上海的经济搅扰到混乱不堪，一夜间么猛然上升的物价就让民众手中的钱币近乎贬值成为了废纸，新发的人民币也受到了上海市民的质疑。

好在关键时刻主政上海的陈毅同志力挽狂澜，稳定了上海金融局面的同时铁腕严惩了一批潜伏的反动分子和试图囤积居奇大发横财的不法商人，这才让上海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其实相比于经济和金融层面的破坏，建国初期敌人对于我党军民所进行的一些列爆破、袭击和暗杀行动则给我方带来了更为直接和巨大的损失。

1949年蒋介石虽然率领残兵败将退往台湾岛，但不甘失败的他晚年却一直将所谓的“反攻大陆”作为头等大事，所以他一边在两岸对峙的前线投入重兵，另一方面他则通过派遣特务人员潜伏的方式，在暗中对我方的人员、设施和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破坏，给大陆广大民众的生活和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在其破坏行动达到顶峰的时候，潜伏在大陆的蒋介石特务人员号称有着“百万之众”，其中的更有着蒋军中将级别的高官。那么面对这样的棘手局面，我们又是如何这些反动组织进行摧毁，那几名蒋军中将又会是怎样的下场呢？

先从当时全国所处的环境开始说起，截止1949年底我军所下辖的四大野战军虽然已经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打败了蒋介石的残余势力，大陆境内所有的大城市已经全部被我军所占领，看上去之前饱受苦难的人民完全得以解脱。

但事实上的情况却并不如预想当中的乐观，由于蒋介石方面的兵败如山倒，我军行进的节奏可以用“飞速”来形容，使得我军民生方面工作的开展远远落后于军队的行进，加之当时我党大都为军队干部，每当进驻一地只能从军内抽调人员来完成地方土改等民政工作，造成了驻防的空虚，给了敌方以可乘之机。

除此之外我军大部队所能延伸到的地方终究是有限的，对一些交通闭塞的乡村和山区根本无法实施有效的管理，而这些死角就成为了反动势力所滋生的“温床”。

民国时期由于地方派系之间倾轧不断，没有人能够将国内的实力派做到有效整合，所以在各个省份当中存在着严重的匪患，这些人以手中的武器作为资本啸聚山林之后以打家劫舍和抢掠过路的客商为生，成为被老百姓所憎恶的土匪。在建国之后由于蒋介石方面的煽动，这些原本为祸一方的山贼更多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政治色彩。

固执的蒋介石认为自己在全面内战当中败北只是由于我党的渗透和部下的不够忠诚，直到蜗居台湾之后他还心心念念着夺回大陆。但经过了之前的惨败，他也根本无法组织起规模庞大的队伍以作为自己妄想的筹码，恰在此时毛人凤等老牌情报人员的鼓动让蒋介石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那就是派遣潜伏人员通过破坏和暗杀等恐怖方式逐渐消磨我党在大陆的根基从而配合正面部队的“光复”，这一提议很快被蒋介石所接受。

这一方案需要大量身在内陆的潜伏人员，要知道蒋介石撤离时候虽然在大陆布置了一定数量的特务人员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但就数量来说却难成规模。这个时候蒋介石想到了大量盘踞一方的土匪，这些人也许能够被发展成为“自己人”。

出身青帮的蒋介石深知这些土匪是些重利之徒，所以他通过电台等方式与其进行联络，靠着空投“委任状”许诺以高官厚禄，果然短时间当中他就“收编”了不少内陆的土匪来作为其与人民对抗的“先遣军”。

这些反动匪徒虽然为人所不齿，但在建国初期却也给广大军民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大体来说他们进行破坏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破坏土改成果，损害人民的财产。

例如在当时的西南地区，刘邓所率领的二野大军打退敌人之后在各地进行土地改革恢复生产秩序，一段时间之后看到当地已经步入正轨，相关军队干部战士也会撤离这里前去同大军汇合，在这一个“空档期”当中，反动派以及武装土匪极有可能会出现在已经进行过土改地区当中，他们不仅会对老百姓再次进行欺压勒索，还会宣布已经实行的新政策作废。

由于这些人以手中的刀**对民众进行威胁，所以大家也都敢怒不敢言，这种行为无疑对我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土地改革有着恶劣的影响。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反动派和盘踞一方的土匪还会对我军干部战士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建国初期由于主要工作重心的调整，一些军队干部脱下军装投身到地方的建设当中，这在促进地方人员储备的同时也给了心怀叵测的反动派一些可乘之机。

因为军队人员转为地方干部之后自然无法同以前一般齐全地装备**支**，看准这个空档，反动派匪徒时常以武装进攻的方式杀害我党的地方干部，更有甚者他们会对诸多干部群众施以残忍的酷刑，一时间建国的喜悦被白色恐怖的阴云所覆盖。

在这些人当中，最为嚣张的要数几个当年曾经在蒋介石麾下正规军担任高级将领的人员，例如钟祖培、黄祖埙、李本一、黄质胜、宋天才和何大熙六人，他们在自己的部队被我军歼灭之后依旧纠集一些残兵败将和土匪为祸一方，害死了诸多无辜的军民，而这些死硬的反动分子最终难逃让人民的审判。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钟祖培。其实早年间的钟祖培也曾有着一腔报国之志，希望改变近代以来回家落后挨打的局面，于是青年时期的他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推翻军阀统治的北伐。由于钟祖培作战英勇且有着较高的战术素养，很快他就在北伐军当中崭露头角，成为和叶挺齐名的年轻将领。

但钟祖培为人却有两个致命的问题，一是热衷于声色犬马的享受，二是在政治上没有坚定的信仰，所以北伐之后钟祖培在各派势力当中摇摆不定，时而投效李宗仁，时而又和蒋介石眉来眼去，成为了当时著名的“墙头草”角色。

1944年，钟祖培被任命为湘桂边区抗日指挥部总指挥，授中将军衔。当时已经是抗战后期，已成强弩之末的日军试图以“一号作战”来打通中国中南部地区的交通大动脉，这也是之后我们所熟知的“豫湘桂战役”。

按照职责来说，此时作为湖南贵州一带的军事指挥官，钟祖培应该率领麾下士兵极力阻击日军以破坏其战略意图，然而钟祖培却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军情视而不见，每日沉溺于酒色当中。

建国前夕钟祖培的部队被南下的四野部队所击溃，他带领着一些残兵败将逃到了贵州附近的深山密林当中。

气急败坏的钟祖培认为是我党和我军摧毁了其安逸的“土皇帝”生活，于是在建国之后仍旧带领其残兵在西南一带进行袭击和破坏活动。到了1950年的时候，他已经纠集了周围3000余名残兵和土匪盘踞恭城，叫嚣要和我军对抗到底。

也恰是在这一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国人出兵朝鲜让蒋介石和一些潜伏在大陆的特务人员又生出了“夺回大陆”的妄想，加快了在内陆的破坏行动，据统计从1949年底到1950年初就有万余党政干部被反动派特务和土匪所杀害，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加难以估量，所以从1950年开始，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

所谓的“镇反”便是对一些反动分子实施坚决的镇压，在国家的牵头之下，各地一面组织兵力深入一些偏僻地区对于匪患进行清剿，另一方面则对于辖地的人员进行筛查，找出过去现行的反动分子和过去曾经效力于蒋介石方面的“军警宪特”人员。

对于一些先行的反动分子，我们按照镇反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而对于过去的军警宪特人员，则通过调查取证和走访等方式来对其罪行予以裁定。在这样不遗余力地打击之下，到了1951年底全国大规模匪患基本被肃清，而钟祖培等六名“国军中将”也成为了我军的阶下之囚。

在对于这些反动分子的量刑上，当时党内有着两种意见，一是全国性的战争刚刚结束不久，稳定和发展应该成为整个国家的主旋律，这种背景之下进行过重的处刑未免不合时宜，容易引起普通民众的恐惧；另一种论调则是这些反动分子的所作所为可谓极其嚣张和罪大恶极，只有对他们处以重刑才能达到镇反的根本目的。

最终还是毛主席做出了最后的拍板。

在他看来建国初期国内虽然需要一个平和稳定的环境，但由于这些反动派作为不安定因素的存在，给国家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基于“乱世重典”的原则，毛主席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对这些反动分子予以从重处理，除了情节较为轻微的之外，其余人一律判处死刑及其他徒刑，而钟祖培等六名蒋军中将作为主犯在1951年内相继被**毙，随着镇反落下帷幕，新中国也正式步入了稳定的轨道当中。

正所谓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虽然我党一贯秉持宽大为怀的精神，但在面对一些罪大恶极的人与事也能够做到采取果断而强硬的措施，从这一方面看来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镇反运动也为未来新中国的长治久安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