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5日，王映霞在新加坡接到香港出版的《大风》报纸，她不会想到，随之而来的一阵“大风”将刮走她的婚姻。

她摊开报纸，赫然看到丈夫郁达夫所写的《毁家诗纪》。她读了一遍又一遍，始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毁家诗纪》的20首诗写得清新脱俗、婉转动人，但郁达夫的自注却令人大跌眼镜。在其中7首诗里，他公开斥责妻子王映霞“红杏出墙”；而与她有染的，则是**高官许绍棣。

丈夫登报公开妻子与人有染，无异于当众羞辱，该是多么让人难堪啊！这突然而来的打击，让王映霞措手不及。手中的报纸跌落在地，她关上房门，一个人坐了很久很久。

从白天到黑夜，直到电灯亮了。她的悲伤和羞耻变成了一种莫名的怨恨，王映霞提笔写了下《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两篇文章，回击郁达夫的指责，同时也终于下定了要和郁达夫离婚的决心。

与郁达夫相识的那一年，王映霞才19岁。

1927年1月14日，32岁的郁达夫穿着妻子孙荃寄来的皮袍子，在老同学孙百刚的家里遇到了有“杭州第一美人”之称的王映霞。

彼时的王映霞风华正茂，青春靓丽，郁达夫第一眼就看呆了。就像贾宝玉第一次看到林黛玉，他痴痴地说：“我觉得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王小-+姐，好生眼熟。”

当时追求王映霞的人排成长队，她对郁达夫并无感觉，甚至都没有搭理他。但是郁达夫却对她过目难忘，不仅主动邀请她吃饭、看电影，而且回到家中还情难自抑，在日记中写道：“我真想煞了映霞，不知她是否也在想我，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虽然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是早在七年之前，郁达夫就已经娶了同乡女子孙荃为妻，并且有了三个子女。在他写下这段日记的时候，留在老家富阳的妻子正怀着他们的第四个孩子。

郁达夫骨子里的浪漫和风流，注定了难以从一而终，他当即对王映霞展开猛烈追求。面对郁达夫的痴缠，王映霞十分苦恼，甚至一度躲回杭州老家。

不久，王映霞20岁生日，郁达夫特别在江浙菜馆订了一桌上好的酒席，并奉上一份相当贵重的生日礼物。对于年纪轻轻，喜欢热闹和排场的王映霞而言，这种吸引力是前所未有的。

郁达夫的情书一封接一封，他的激情追逐和风流文采，都让王映霞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情窦初开的她半是同情，半是爱情，逐渐坠入了郁达夫为她张开的“情网”，以至于“以身相许”了。

可是作为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是何等的骄傲的一个人，她怎么能嫁给一个有妇之夫？

在订婚之前，王映霞向郁达夫提出条件：可以和他结婚，但必须明媒正娶，郁达夫要与原配妻子孙荃离婚。

美人松口，郁达夫自然满口答应。1927年6月5日，他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订婚。但是这段感情从一开始，他就负了王映霞。

郁达夫是个矛盾的人，将美人追到手之后，他又陷入对妻儿的愧疚之中，在日记中写道：“我时时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时时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荃君的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眼泪。”

远在富阳老家的孙荃得知丈夫与王映霞订婚，无可奈何，只得默认。

1928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在上海举行婚礼。郁达夫赋诗一首：“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终于抱得美人归，欣喜得意，溢于言表。

然而发妻有孕在身，郁达夫如何忍心说出离婚的绝情话？在激烈的内心挣扎之下，他最终没与发妻离婚。

王映霞同情孙荃的处境，同时也不想让所爱为难，也不再坚持，只是提出“即使不能离婚，也不能再回富阳与孙荃同居”。郁达夫表示完全同意，只是每月寄钱作为孙荃和孩子的生活费用。

后来王映霞解释说：“我开始是坚决要他同孙荃离婚的，后来和他的感情深了，也不忍逼得太厉害。不管怎么说，孙荃曾经是他的发妻，又有儿女；而且不久又要生孩子了。”

可是王映霞的让步，却让郁达夫越发纠结。

婚后，郁达夫在处理孙荃的事情上一直处于矛盾痛苦之中。他放不下妻儿，心中歉疚，但是又贪念王映霞的美貌与欢愉。

在结婚的最初几年，郁达夫与王映霞两情相悦，感情正浓，孙荃可以放到一边去。但是激情退去，他对发妻和儿女的负疚，逐渐超过了对王映霞的爱情。

1932年2月，他突然取走了家里唯一的五百元，独自到富阳与孙荃相会。

郁达夫与孙荃“恢复关系”，让王映霞心中十分失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当年他追求王映霞时曾亲口承诺“不再与孙荃同居”，如今食言，于情于理都难以原谅。婚姻的裂痕，就此埋下。

而后的夫妻生活中，双方互相猜忌，彼此生出更多不满。郁达夫得不到情感上的满足，对王映霞开始怀疑、衔恨，加上酗酒风流、胡乱花钱等作风，使得夫妻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不可收拾。

1933年4月，郁达夫与王映霞迁居杭州。浙江的一些官僚政客、名人记者等纷纷来访，附庸风雅。郁达夫疲于应付，再也写不出小说来，没有了稿费收入，经济上也陷入拮据。

在杭州期间的郁达夫颇不得志，整日郁郁寡欢。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清高到底，做一个穷酸文人；要么投靠当局，谋个一官半职。

1935年冬天，郁达夫经人介绍认识了有权有势的**元老陈仪。在陈仪的关照下，郁达夫还是“为五斗米折腰”，于次年南下福州谋求职位。

然而到了福州，郁达夫却没能获得陈仪许诺的“福建省教育厅长”的职位，心中郁郁，故态复萌，整日醇酒妇人，耽于作乐。

王映霞独自带着孩子和老母亲留在杭州，郁达夫去福州二十天后，她曾连写了两封信给郁达夫，希望到福州和他在一起。郁达夫却“作复告以缓来”，不让妻儿前来团聚。

战声日紧，兵荒马乱，王映霞终日惊惶，无所依归。也就是在此期间，她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相识。

日军攻占杭州后，王映霞独自带着老母亲和孩子辗转逃难到丽水，又一次遇到了南迁到此的许绍棣。从杭州到富阳，这段时间许绍棣对王映霞一直照顾有加。

时逢许绍棣的妻子刚病逝不久，他独自带着3个女儿生活。两家人比邻而居，许绍棣对王映霞有求必应，十分殷勤。一个刚死了老婆，一个丈夫不在身边，两人的频繁来往不明不白，自然引出了许多风言风语。

郁达夫虽然远在福州，还是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心中意难平。1938年3月，郁达夫离开福建到武汉工作，将王映接到了武汉。

夫妻久别重逢，本该幸福生活，但两人在武汉的相处却矛盾重重。王映霞以水土不服为由多次提出要回丽水去，郁达夫不免留了个心眼。

没过多久，他就截获了许绍棣写给妻子的三封信件。这三封信，郁达夫说是“情书”，是王映霞与许绍棣有染的“罪证”。但是王映霞却为自己辩解，称这些信件不过是她替许绍棣做媒的书信来往而已。

但是这样的借口，郁达夫如何能信！联想到妻子可能在丽水与许绍棣“同居”，他怒火中烧，为了发泄心中愤怒，他疯了般将截获的信件在朋友中散发。王映霞颜面尽失，一怒之下离家出走。

妻子不告而别，在郁达夫心中，更加坐实了她与许氏有染。郁达夫愤而在武汉《大公报》上发表一则“气死人”的寻人启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金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想念甚殷，乞告以地址。郁达夫谨。”

许绍棣担心影响仕途，不想被搅进去太深，主动当了“缩头乌龟”，断了与王映霞的来往。王映霞在消气之后，也回到了武汉的家中。

许绍棣撤了，王映霞也回心转意，事已至此，本可以告一段落。但是郁达夫心里憋了一口恶气，无处可撒。他心有不甘，将过去两年写成的诗词添加批注，编成《毁家诗纪》公开发表。

郁达夫此举，就是要公开羞辱妻子王映霞，以及许绍棣。这也彻底惹恼了王映霞，她立即写了一封长信回应郁达夫，其中说道：

“为了孩子，为了12年前的诺言，为了不愿使你声名狼藉，才勉强维持这个家的残局。然而你却是一个欺善怕恶、得寸进尺的人，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只好把你那颗蒙了人皮的兽心揭穿了。”

郁达夫怒而“登报休妻”，王映霞既伤心又气恼，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道：当初“神仙眷侣”般的美好爱情，会是这样的结局！婚姻已无可挽回，夫妻两人恶语相向，曾经的翩翩佳人和风流才子，就此撕破脸皮。

1940年，王映霞与郁达夫在新加坡协议离婚。曾经被喻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才子佳人，就这样以彼此怨恨的方式分道扬镳。

王映霞晚年自述，她想要一个安定的家，而郁达夫只能做朋友不能做夫妻，两人性格差异巨大。这段婚姻带给她的，更多是失望和心酸。所以她后来再婚，“既不要名士，又不要达官”，只想嫁个老老实实的普通人。

1942年4月，38岁的王映霞由**元老王正廷做媒，再披嫁衣，嫁给了在华中航业局担任经理的钟贤道。这场婚礼轰动山城重庆，办得十分有排场。婚后，夫妻两人相敬如宾，过得安稳而幸福。

而郁达夫在离婚后，万念俱灰，远走南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投身抗战，组织“星洲华侨义勇军”抗日。新加坡失守后，郁达夫避难至苏门答腊岛，在1945年8月遭日军逮捕，不久惨遭杀害。

1980年，给了王映霞38年的平静婚姻生活的丈夫钟贤道去世。2000年，王映霞病逝于杭州，终年92岁。

对于生命中的两个男人，王映霞在自传中如是评价：

“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两段婚姻，两段不同的人生经历。时间的流逝治愈了一切伤害，孰是孰非，晚年的王映霞已经彻底放下。无论是郁达夫还是钟贤道，都已经无爱也无恨，只剩下淡淡的怅惘和深深的怀念。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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