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民间传说，这一天晒东西，不长霉、无虫蛀，因此，将这一天称为“晒衣节”、“晒谱节”。

晒谱，就是将不能轻易示人的家谱拿出来晾晒。在湖北武汉新洲张店，有一个库李宗族，他们在2012年第八修的宗谱中暗示，其祖先是“马背民族”。

湖北武汉新洲有个地方叫库家泊，那里的人明明姓库，宗谱上却称为“库李”。这就比较稀奇。

库姓第八次编修的宗谱，厚达23卷，每一卷都标有“库李宗谱”四字。

关于民族属性，库氏后人说，根据先辈的口传心授，他们原本是蒙古姓氏“库里”，为避元末、明初的灾祸，在姓氏上“去库留李”、或者“去李留库”，而隐姓“库”、“李”。也因此，在雍正八年(1731年)创修(一修)宗谱时，就称为“库李宗谱”。有库氏后人认为，这是一种隐喻，自己的祖先可能是“马背民族”蒙古族。

库氏宗谱中，还提及一个重要人物：李四光。

族人库乐李透露，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六修的宗谱中，由贺有年(鄂东名人，李四光姐夫)作序，文中提及了库李这个姓氏的来源——“李氏先世有出为库氏，后者故曰库李”，这是“过继说”。

序言中，还提到了李伯韩、李四光兄弟：“伯韩善法律，四光善地质”，而且还提及李四光支持了第六次修谱。

谱系传承也显示，李四光的曾祖芳梅，生有居谦、居炳、居仁。祖父居谦生子卓侯，然后“兼祧”(过继)给三叔居仁。卓侯的二子，号仲揆，谱名乐会，就是李四光。

在《辞海》中，明确称李四光为蒙古族。

新洲，过去属于黄冈，称为“冈西”。李四光的先祖这一支，清中期从冈西的库家泊，迁至回龙山李家大湾，李家大湾。这里的地形极为特别，在民间有“九龙环抱”之说，其中第九子一直不愿上天庭，就在此地徘徊，于是留下“回龙山”。在一条小山冲里，左是林家大湾，右是李四光的出生地李家大湾。

村里的老人李少明回忆长辈们的说法，他们这一支迁到这里后，就改姓李；但死后，一定会改回库姓。至于为什么改姓，长辈们也说不清楚。

为了证实这一说法，他与另一族人李爱平，带我们又去考证家族墓地。果然，这些李氏的墓碑上全改为库姓，包括第六修宗谱的监修人库仁爵。这再一次印证了村民“活着姓李，死后姓库”的说法，也侧证了宗谱为何要称为“库李”。如果依这一说法，李四光可以称为“库乐会”。

明初的“江西填湖广”移民潮中，政府为便于管理，对他们按“户头”进行户籍登记。有些之后迁来的新移民，以及一些零散的流落乡民，很难再建立新户，于是大多数“挂靠”在已有的户籍下，以获得合法身份。这样，他们就有了两个姓，一个姓是对外的，公开的，一个姓则是其原本的。新洲库李宗族应属于这种情况。

　湖北黄冈《库李宗谱》二十五卷首五卷，库仁黉编修，民国二十五年敦本堂木活字本，三十册

湖北省黄州中部，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地方——回龙山，地处大别山南麓，属天柱山脉，由大崎山主峰南下，蜿蜒起伏百余里，至此呈游龙回首之状，故名回龙。这里的集镇均依山定名。据传，回龙山镇始建于唐代天宝年间。当时庙宇初具，规模不大，集镇人口仅有百余人。到明代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后陈娘娘在此重建东岳庙，俗称大庙，规模宏大，整个建庙工程耗银百万，费时数年，于农历的三月二十八日竣工。这天正是东岳大帝圣诞之日。自此每年的三月二十八日这里都要举行盛大的庙会，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要前来赶会。

李四光先生的女儿、中科院院士李林博士对本家族的迁徙曾这样回忆说：“我们最早姓库，由于家境贫寒，从蒙古地区讨饭流落至湖北黄冈，所以我们的出生地是黄冈。曾祖父即是蒙古族人，家谱上是' 库里家族’ 。” （ 巴义尔撰《女院士：李四光和李林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后，在资料的引用上多相互转载沿袭，如新华网内蒙古频道报道（记者阿斯钢、辛蒙行）：“据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四光先生的独生女李林介绍，李四光的家族实际上是'库’姓蒙古族，由于家境贫寒，从蒙古草原流落迁徙至湖北黄冈地区。李林的曾祖父是地道的蒙古人，家谱上明确记录着'库里家族’。”又说：“令无数中国人引以自豪的科学家李四光，在国内几乎家喻户晓，可很多人却不知道，这位地质力学的创立者原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后裔。”

另如陈天昌著《走进无人区，回龙山下的童年》：“李四光是农村中一位穷教书先生的儿子。他的祖父母更穷。他们是蒙古族，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在清朝光绪年间，沿途乞讨，流落到湖北黄冈的回龙山旁。”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李四光”条目记载为“湖北黄冈人（祖父母蒙古族厍李氏，后为李姓，落籍湖北黄冈，母汉人）。原名仲揆，小字福生，改名四光。”新版《辞海》也是如此著录：“李四光，中国地质学家。蒙古族……”

李四光本名李仲揆，后来之所以改名叫四光，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1889年，李四光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李卓侯是私塾教师，颇有文化，因李四光排名家族第二，所以为儿子取名为“仲揆”。

根据古汉语字典中的记载，“仲”是老二的意思，而“揆”代表宰相、内阁总理的职位。

从名字上，也能看出父亲对李四光的期许。

1902年，湖北总督张之洞在湖北当地大量新建新式学堂，不仅教授学生传统的诗书经文，还教导学生科学技术知识，李四光对此非常感兴趣，于是年仅14岁的他征得了父亲同意前往湖北武昌。

那个年代报名，需要填写报名表，当然报名表也不是免费的，李四光从湖北省学务处领取报名表，结果填写时误把姓名一栏写成了年龄“十四”。

李四光舍不得再买一张报名表，正在犹豫间，抬头一看，只见前面大厅正中央悬挂着一个牌匾，上面写着“光被四表”四个大字。

“光被四表”，语出《尚书·尧典》，是形容盛德善行远播四方。

李四光灵机一动，在“十”字上填了几笔，写成“李”，于“四”字后面加上一个光字。

于是李四光顺理成章地进入到新式学堂学习。

李四光的科学思想基础，大抵上也是这个时候奠定的。

不过李四光早年和地质学，还真没多大关系。

1904年，李四光考取官费留学资格前往日本，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宋教仁，虽然日常学业非常繁忙，但时常去留学生会馆，听孙中山演讲，深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鼓舞的他决定加入同盟会。

“联盟人湖北省黄州府黄冈县李四光，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天运乙巳年七月三十日中国同盟会会员李四光。”

1911年辛亥革命后，李四光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因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而去职。

1913年，李四光远赴欧洲留学，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先学采矿，后学地质学。还获得了硕士学位，1920年，受北京大学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

随着深入的研究，李四光在三四十年代，已经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地质学家。

1948年2月，李四光携夫人许淑彬从上海启程前往英国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

当时国内解放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李四光一行也因此被困在欧洲。

1949年中，郭沫若率团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世界维护和平大会，临行前周恩来叮嘱，让他给李四光写信，希望他能回国。

李四光十分高兴，准备订船票回国，但因二战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船票需要提前一年预订，李四光只能推迟归国日期。

李四光虽然在四十年代就担任了以蒋介石为首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但事实上早已看透了他们腐败的本质。

1945年夏，周恩来赴重庆和谈，因缘际会之下与李四光见了一面，两人彼此闻名，相互倾慕，周恩来告诉李四光：

“日本鬼子就要被赶出中国，我们的胜利也不会很远了。到那时候，我们就要搞建设了！”

这次交谈给李四光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对妻子许淑彬说：

“我在同周恩来的相处中有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中国就有了希望。”

第二次见李四光时，周恩来建议李四光，将所有的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建立一个自己的组织。

在周恩来指导下，1946年7月6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重庆沙坪坝正式建立。

李四光是很想为祖国出一份力，可惜在战争年代下身不由己。

1948年，李四光启程赴英国参加地质大会，国内革命正是风起云涌的时候。

随着全国解放的推进，到1949年初全国解放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李四光担心自己所在的中央科学院地质部专家被裹挟到台湾，于是数次写信给老友许杰，鼓励他们坚守。

周恩来没有忘记李四光，1949年9月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提名李四光为政协委员。

在海外的李四光听闻此事十分高兴，立即就要归国。

就在此时，李四光在伦敦的凌叔华、陈源夫妇给他打电话，并告诉他：

“因你被提名为政协委员，**政府驻英国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代其发表公开声明，拒绝接受这一职务，声明一旦发表，**政府就可以通过英国当局将他扣留。”

李四光得知这一消息，连夜乘船前往法国，并给**政府驻法国大使写了一封信：

“我拒绝发表声明，要回去建设新中国，劝你认清形势，不要给蒋介石卖命。”

与此同时，周恩来得知李四光将要回国的消息，专门给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打电话，要求其联系沿途各个国家，给予李四光帮助。

即便如此，李四光归国之路并不顺畅，一度无任何消息传回，当时已有传言，说李四光已经到了台湾，但周恩来坚信李四光一定会回来，为此还推迟了准备召开的全国地质会议。

“我相信他不会去台湾，现在还没有回来，一定是给什么困难耽误了，我们一定等他回来再开会。”

周总理的信任没有被辜负。

1950年5月，李四光辗转之下终于回国，第二天周总理就前往看望，时隔多年不见，两位老友再度重逢。

你终于回来啦，欢迎你，欢迎你。”

李四光十分感动：“总理，你好啊！你精神很好，比在重庆时胖了。”

两人寒暄了一阵后，周总理主动提出了将要召开的全国地质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我们就打算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我想没有个挂帅的不行，一定要等你回来。”

在周总理提议下，李四光出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2年，周总理提议设立地质部，由李四光出任部长。

“摘掉贫油（铀）国的帽子”

新中国建立之初，地质学人才匮乏，全国加起来也只有两百多人。

李四光给每个人都热情洋溢地写了封信，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在李四光主持下，地质部门的建设逐渐完善起来，并根据李四光的建议，组成探矿小队，在全国范围内搜索矿产资源。

根据对前人经验的探索和现有的研究，李四光认为：

“在中国东部展布的巨型的新华夏构造体系中，由一系列盆地组成的三条沉降带是有利的含油地区。”

1954年，新中国建立了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黄汲清和谢家荣当上了技术负责人，统领全国的石油普查工作。根据对全国油气远景分部情况，圈定含油面积为125万平方公里。

松辽平原率先传来喜讯。

1959年9月26日，松辽平原打下的“松基三井”率先喷射出石油。到1963年，全中国原油产量已达到了648万吨。

1963年12月，周总理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宣布：

“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

中国顺利地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

当然光摘掉贫油国的帽子，还远远不够，我们还要摘掉“贫铀国”的帽子。

1945年8月，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炸响，震撼了全世界。

当时的李四光就有预感，未来新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必然少不了铀矿石。

1949年回国时，李四光就专门托人购买了伽马仪带回国，为国内勘探铀矿石资源奠定了基础。

有一次，毛主席在全国工作会议上问：“你们找矿，有没有发现铀矿石啊。”

早在赫鲁晓夫访华前8个月，地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杰就成立了全国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专门负责铀矿地质勘察工作。

当时铀矿寻找是高度保密的一项工作，全国也仅有三支铀矿勘探队，深入全国各地寻找。

1954年深秋，地质部副部长刘杰打电话给周总理。

“总理，我们在广西发现铀矿了！”

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接见了钱三强、李四光、刘杰。

他们还带来了一件礼物——一块被层层包裹的石头。

毛主席称：“这是一次小学生向老师讨教的会议。”

钱三强取出层层包裹的石头，用仪器靠近，发出了“嘎嘎”的作响声。会议上钱三强和李四光分别讲解了铀矿石的知识和原子弹的基本构造。

李四光的女儿回忆起父亲给她说过的这段往事还记忆犹新：

“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都拿手去摸，我父亲来了说哎呦呦摸不得摸不得，那是有放射性的，赶紧洗手，洗手。”看着这块摸不得的石头，毛泽东主席说，原子弹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李四光生于1889年，回国时年已近六旬。

由于长期繁重的工作，李四光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57年，李四光被诊断出患有肾病。

为此党组织强行要求他，必须到杭州休养，周总理陪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到杭州参观时，还抽空看了李四光，这让李四光十分感动：

“总理，你这么忙，还来看我啊。”

周总理这次不仅仅是来看望他，还对他说了另外一件事。

“老李啊，你这么多年来没有提出过入党的请求，不知道你对加入中国**怎么看？”

李四光一听便有些激动，他不是不想入党，而是考虑到了自己的年龄，李四光坦陈：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虽然对国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无论是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还是对党的贡献都太少了，现在关键是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即便是入了党也起不到党员带头的先锋模范作用，因此心情矛盾，犹豫不决。”

“干革命不分先后嘛！”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告诉李四光：“如果入了党，可以直接地接受党的教育，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李四光手术成功后，恭恭敬敬地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对来看望自己的周恩来说：

“请党考验我吧！”

1958年12月22日，李四光光荣入党，这一年他已69岁高龄。

身体康复后，李四光又奔波到了一线操劳。

1966年3月8日，邢台发生6.8级地震，李四光在赈灾会议上，用科学的方法解释了地震，并相信地震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没想到才过了十几天，邢台再度发生余震，李四光不顾年老体衰，亲自到一线实地勘察，并提出：“应向滦县、迁安地区做些观测，如果这些地区地应力活动加强的话，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

这次建议，预警了十年后的唐山大地震，只可惜当年这些意见并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20世纪60年代以后，李四光的身体越来越差，几乎是处于带病工作状态下。

在那个特殊年代，李四光也遭到了冲击，还好有周总理的保护，李四光这才幸免于难，不仅如此周总理还多次劝说李四光：“你要多注意休息。”

李四光却表示：“周总理在百忙之中，对我这个病人的关怀，实在使我感激流泪。党这样关心我，只要我还活着，还有一口气，就要把我的一切献给党！”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腹痛引起休克，被立即送往医院治疗，遗憾的是两个小时的抢救，没能挽救他的生命。

李四光与世长辞，享年82岁。

李四光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在他的床头上发现了李四光生前写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李四光的去世，是中国科学界的巨大损失，许多人深深地为此感到惋惜，对于他老人家所取得的功绩，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曾如此评价：

“李四光在旧社会走过的道路，尽管有些曲折和坎坷，但他毕生努力的方向和最终达到的高度，以及对祖国和人民做出的贡献，在当代中国科技界、知识界，的确是一面旗帜，无愧于党和人民给予的这个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