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本系列讲座总题目叫“满世界寻找敦煌”。我曾在1996年出过一本《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有一位香港学者写了一篇书评，在台湾《汉学研究》上发表。他说这本书里只有学术的内容，至于作者一路访问中的感受，我们是读不到的。那么，我今天想通过这一系列讲演，把我心中那些澎湃的心情，用我的记忆所及，给大家复述出来。

敦煌的收藏最为丰富，不论数量，还是质量。在我们搞敦煌的人眼里，第一目标肯定要去英国。斯坦因1907年5月到敦煌，他是第一个进藏经洞的，带走了五大马车、二十九箱的东西。他拿的宝藏是最丰富的，数量也多，至少比伯希和多一倍。这里有唐朝皇帝写的敕书，有唐朝告身的正本，还有各种各样的文书（图1）。这里有迄今为止全世界最早的带有年款的印刷品咸通九年《金刚经》，还有各种绢画、拓本、刺孔、连环画、针灸图等等。图1 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刚刚拿出来的经卷斯坦因一共有四次中亚探险，他主要走丝绸之路南道，当时英国占据着整个印度，整个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南道都是英国的势力，北道是沙皇俄国的势力。斯坦因对和田地区的古代遗址做了系统的发掘，收获极其丰富。他在丹丹乌里克揭开了很多寺庙的房间，拿走了大量的绘画品，其中有一幅是丝绸公主带蚕种到于阗的故事，旁边有丝绸之神，有个织机。另外，他还在尼雅发掘到大量的佉卢文木简，他也收集了大量的印章，这些大部分是希腊式的。斯坦因第一次探险主要在丝绸之路南道，第二次探险去了敦煌、瓜州，第三次又去了敦煌，还有黑水城、吐鲁番。第三次在1913年至1915年，他知道辛亥革命以后不容易进来了，所以他能拿的就拿走。斯坦因第四次探险是受哈佛大学雇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已经有古物保护委员会，抗议南京的民国政府给斯坦因护照，最后把斯坦因护照吊销了，赶了出去。斯坦因前三次都有厚厚的考古报告，第一次两大卷，第二次四大卷，第三次的报告五大卷。斯坦因的收获，吸引着我们这些研究西域、研究敦煌的人，所以我的第一目标就是奔向伦敦。二　奔向伦敦1984年，我作为北大历史系、中文系跟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的交换生，到莱顿大学学习十个月，我当时是硕士研究生二年级。莱顿大学没有敦煌卷子，荷兰也没有敦煌卷子，但是荷兰位于西欧中心，到其他国家比较方便。我到荷兰后，1984年9月到1985年4月，一直在做各种准备。1985年4月21日晚上21:25，我从莱顿坐火车到英吉利海峡边的荷兰角（Hoek van Holland），登上可乘坐一千多人的圣尼古拉斯（St. Nicholas）邮轮前往英国。英吉利海峡风浪很大，我一下就晕船了。我买的是二等舱，所以赶紧睡了。第二天六点起床，已经看见英国海岸。船上大部分是欧共体的人，他们拿着身份证入境很容易，听说对东方人入境检查很严。我后来走过几次英吉利海峡，被查过多遍，这一次却非常顺利，顺利过关，登上第一班去伦敦的火车。九点多到了利物浦街火车站（Liverpool Street Station），然后转地铁、汽车，走了几个街区，找中国使馆教育处。到了Drayton Green Road 51的地方，我一看是个卖菜的地方，有个老汉说你走错了，你找的是 Drayton Green 51，没有Road。到十一点，终于找到了位于West Ealing的教育处，我有荷兰教育处刘秋云老师的介绍信，教育处说可以住七天，每天3.5英镑。这太便宜了，伦敦任何一个地方也找不着这么便宜的住处，我当机立断买了饭票准备住七天。但是这个地方离英国图书馆太远了，大概要一个多小时路程，为了赶时间，我放弃在这儿吃早饭、中饭，整个白天在英国图书馆抄敦煌文书，图书馆五点关门之后我去旅游，晚饭也赶不回去。不过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收获很大。晚上，几个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上，都是不同地方来的留学生、进修老师，大家在一起聊天。有一个人指点我去剑桥可以找剑桥学生会主席袁亚湘，他肯定给你找住的地方。那个时候的学生都是这样跑的，只要有人报出一个名字，你找到他，他马上帮你忙，甚至管吃住。4月22日是星期一，我办好入住以后，放下包，洗个澡，换个衣服。我平常是一身学生装，到教授家里和博物馆，换成西装革履。我下午两点出发，四点来到了英国图书馆的东方写本与印本部。我还保留着当年英国图书馆东方部的宣传册页（图2），封面用了敦煌印本新样文殊的图，后来我专门写过新样文殊的文章。东方部当时在Russell Square，距大英博物馆很近的地方，走过去大概五分钟。图2　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宣传册子东方部有两个对我非常好的人，一个是马克乐（Mrs. Beth. Mckillop）， 1975年到1977年曾在北大中文系留学；另一个是吴芳思（Frances Wood）， 1974年北大历史系的“工农兵留学生”。我带着北大的导师张广达先生给吴芳思的介绍信去找她，她第一天不在，让马克乐帮我联络。马克乐当时快生小孩了，挺着个大肚子帮我跑各种手续。我四点到达，说要看敦煌卷子，她马上让馆员拿出了四个敦煌卷子给我看。五点关门，其实我只看了两个。第二天吴芳思回来了，带我进了地下书库，参观收藏敦煌卷子的地方，还有收藏甲骨文的柜子，里面的盒子把每片甲骨按照它的痕迹挖了槽镶在里头，保护得非常好。后来的几天我只要在东方部，她们两个人就上上下下地帮我，比如说我要核对哪本书，她们就去书库里找书；我说这一页能不能复印一下，她们就去复印；最后我实在来不及看完要看的敦煌文书，问能不能拍几张照片？阅览室不能拍，吴芳思说到我办公室来，我就站在她的椅子上，自己拍了几张。还有我想找翟林奈（Lionel Giles）编的英国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目录，这本书在北京只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一本，连北大都没有。我说能不能在你这儿找一本，吴芳思顺手在办公室拿了一本，扣了一个注销印给我。以后一周，我每天早出晚归。早晨坐地铁，到Russell Square站，买一个面包，一杯咖啡，赶紧吃喝了之后，就奔英国图书馆的东方部， 9:30一定坐在位置上，吴芳思她们就帮我把卷子递出来，我看完一批马上换一批。三　初窥敦煌宝藏我当时有两个主要目的，一个是归义军史，我的硕士论文叫《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要把已知的重要文书校录出来；另一个是我跟张广达先生正在做于阗的系列研究，所以有关于阗的文书，我全部要过录到手。我在北京就看过斯坦因敦煌编号的所有缩微胶卷，在莱顿又精选了五十个左右的号。英国藏敦煌卷子的缩微胶卷是1953年至1954年日本学者榎一雄在伦敦大学教书时用东洋文库的钱制作的，后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据这批缩微胶卷印成《敦煌宝藏》。虽然有缩微胶卷或《宝藏》，但很多看不清楚。我本子上记的第一件要查阅的是“S.329尾+S.361首？”，后边写“赵和平”，就是赵和平和周一良先生在做这个书仪，但他们从微缩胶卷上看不清楚这两个卷子能不能拼接，我出发前接到张广达先生的信，让我来调查。我拿出两个原件往那儿一放，严丝合缝，就是人为撕开的，斯坦因拿卷子的时候可能不小心给裂开了，这种情况非常多。现在的人有了《英藏敦煌文献》，有了IDP，完全没有我们当时研究那种感觉。我们为了解决这么小一个问题，要花着旅费，跨越千山万水到伦敦去确定这件事，不确定就不敢说。这是我的第一项任务，是我的老师、我的师兄辈的事儿，我必须放在首位。凡是写卷上有一点点油污的地方，那些字在缩微胶卷上是黑疙瘩一块，我们当年是录不出来的。不像现在IDP的照片，都清清楚楚，录文没有任何障碍。比如 S.4654《罗通达邈真赞》就是这样的情况（图3A、B）。1992年，我去香港在饶宗颐先生指导下，跟姜伯勤先生和项楚先生合作编了一本《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以认字的能力论，项楚在敦煌圈里是最棒的，所以饶先生请他把邈真赞整个儿录了一遍，之后交给我做第二遍工作。像这篇有油污的文本，项先生本事再高，短短的一篇邈真赞，还是留有大量空格的。1985年我在伦敦把最重要的邈真赞集全部抄过。项先生《罗通达邈真赞》录文的空格，我全部填上了。我拿了整理后的录文稿给饶先生看，他颇为惊讶，其实不是我的本事，是因为我在伦敦看到了原件。所以我们这本邈真赞集在很长时间里是最可靠的。图3A　S.4654《罗通达赞》局部（《敦煌宝藏》图）图3B　 S.4654《罗通达赞》局部（IDP图）再举一个例子，S.389《肃州防戍都状》倒数第三行有个词——通颊，是一个吐蕃化的部落名字，但过去在传世史籍里没有任何关于通颊的记载。唐长孺先生在缩微胶卷上看不清楚这两个字，1962年发表《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时，就打了两个框。当时没有通颊这个概念，所以唐先生这么大学问，无从推测，只能画两个框。我提出原件一看，清清楚楚“通颊”两个文字，所有唐先生的框，我都填上了，后来写在我的硕士论文里。通过敦煌卷子，我们才知道当时河西一带有个通颊部落，这是新知识，所以后来我单独写成一篇《通颊考》，把所有敦煌西域文书里有通颊这两个字的，汉文的、藏文的，都找了出来。我在莱顿都准备好了，只要前人有录文的全部复印好，到英国图书馆上手就校。我当时校对前人录文或自己动手录的有关归义军的文书，还有《上都进奏院状》《张胜君状》《阴氏与和尚书》《归文牒》等等，最前面一件是归义军在长安设立的进奏院上给归义军节度使的状，是研究归义军的最基本史料。这些校录成果都收入到我的《归义军史研究》里了，《归义军史研究》虽然是1996年出版的，里面的文章大概是从 1985年以后陆陆续续发的。这一系列归义军研究论文的基础，就是1985年欧洲考察的收获，基本上我用的每一件材料，都看了原件。我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校录有关于阗的敦煌文书。过去我把英、法、中的敦煌卷子缩微胶卷翻过一遍，用过很大的功夫检出其中有关于阗的卷号，但很多图片看不清楚。举一个例子，就是敦煌写本中的《瑞像记》。瑞像记是敦煌莫高窟壁画榜题的抄录，其中包括许多于阗瑞像。敦煌中晚唐开始流行瑞像，特别到了归义军时期，每一个归义军节度使的头上都是瑞像图，主要是于阗的瑞像。1986年我和张广达先生合写了一篇《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69—147页），就是研究我在英法校录过的四篇瑞像记，到今天仍然只有这四篇。后来我利用英法调查的有关于阗的卷子，与张先生合作写了一系列文章，特别是 1989年发表的《关于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相关问题》（《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84—306页），是这次调查成果的集中展现。敦煌藏经洞出土了一批于阗使臣、于阗太子、于阗公主写的于阗语文献，关于这批于阗语文献的年代，在欧美属于伊朗学的于阗研究圈，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和张先生一直跟他们打笔仗。后来我想，如果确定了于阗人什么时候在敦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于是我把在英法图书馆调查过的卷子里提到于阗太子、于阗公主、于阗使者、于阗僧人等都找出来，排出一个年表，把所有汉语文书及传世史籍中于阗的史料全部抄在上面，这样就可以看出来，于阗使者901年第一次到敦煌，然后到994年。我这次在英国图书馆校录的就有《归义军油面历》《入破历》《于阗僧龙大德状》《大宝国百辰追念文》《柴场司判凭》等，里面都有于阗的使者或僧侣来到敦煌活动的记录。既然于阗人在敦煌活动是十世纪，那么于阗语文献只能在这个时间里头，前后不会差太远。这篇文章出了之后，基本上把论战打住了，依据就是对有年代信息的汉文文书的彻底调查。这些有关于阗的文章后来都收入我和张广达先生合著的《于阗史丛考》，最基础的工作是1985年在英法的调查成果。我在英国图书馆还有一个收获值得一提。当时我们所看到的英藏敦煌缩微胶卷的编号只到6980号，其实6980号后还有几千个号，但是负责编目的翟林奈编不动了，他比定不出这些佛典小断片，特别是世俗文书的内容，所以留在后面待编目，英图也没有公布缩微胶卷。当时我最想知道6981以后的卷子是什么情况，吴芳思给我复印了一个草目，很厚的一叠，从6981到10000多号，上面已经比定了好多，用汉语拼音把这个是什么经，写在编号后边，吴芳思她们做了很多无名英雄的工作。她把这个草目复印给我，并说最好能够找到一笔钱，让我1987年来半年，把这个目录编一下，后来这个计划没有实现。我当时也拿到了个别的S.6981以后的重要文献的照片，如S.9123《孝经郑氏解》，是郑玄注的《孝经》，这是清朝儒生没有见过的，这里居然存有两个残片。这个照片不是我在吴芳思办公室拍的，是向英国图书馆正式申请的，他们拍好后寄到莱顿，大概有一二十张这样的照片。讲了这么多学术的东西，也得让大家轻松一下。我当年还是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还是有玩心的，所以我得空儿，特别是下午五点从图书馆出来，天还没黑的时候赶紧去玩儿。第一当然要去看白金汉宫的换岗，我当时照了不下十张换岗照片，觉得戴着这么大一个帽子多热。我还去了Big Ben、西敏寺、圣保罗大教堂、伦敦桥。在伦敦堡，有一个老汉穿着古代服装一路讲各种宫廷故事，最后走到一个小教堂里头，他说旅游到此结束，我一回头傻眼了，他的两个同事帽子一摘，拿着很高的大帽子往门口一站，不扔钱你是出不去的。一般扔二十便士就可以了，可是我当时没有换零钱，全身最小面值的是一个五英镑，五英镑对我来说可在伦敦住一天多，不扔的话出不去，所以我只好痛苦地往里扔了五英镑。只见老汉一鞠躬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日语：非常感谢），他以为这么有钱的一定是个日本人。四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英国博物馆的收获我去的另一个地方是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就在滑铁卢桥旁边。4月25日我到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时，首先找滑铁卢桥，到跟前发现和《魂断蓝桥》电影里长得不一样，我问一个老汉，他说原来的桥被美国人一块砖一块砖地搬到一个庄园去了，蓝桥早就没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原来属于英国外交部，进馆要搜身。这个馆原是东印度公司的图书馆，它资助了斯坦因的探险，分得了一些跟印度有关的藏品，比如婆罗谜文、于阗文、藏文、梵文、佉卢文的文献，敦煌资料主要是藏文。我现在还保留着1985年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宣传册页（图4）。图4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宣传册页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管理员叫奥凯菲（Michael O’Keefe），也对我非常好。我当时还没学藏文，主要看有汉文的资料。我事先写好要看的号，吴芳思电话里告诉了奥凯菲，我去之后，他已经把我要看的文书全部摊在桌子上，所以我看得非常快。最主要的就是一件有关汉地僧人去印度求法的文书，后来我给《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写了《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955—968页），就是这次调查的结果。现在《英藏敦煌文献》的照片仍然模糊，IDP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学术的下一站是英国博物馆。1973年英国图书馆独立出来，敦煌文书在英国图书馆，绢纸绘画属于美术品，仍然放在英国博物馆。绢纸绘画上也有文献材料。我作为历史学者，最重要的是搜集文献材料。我要调查缩微胶卷里没有的三件敦煌文书，这三件文书背面有画，留在了英国博物馆。4月26日我去英国博物馆访问，因吴芳思事先介绍，管理员龙安妮（Anna Farrer）热情款待我。她带我进了一个电梯，下到不知道第几层，一开门就是库房门。收藏敦煌绢画的库房里，有墙这么高的一个一个大木板子，上面镶了绢纸绘画，不是完全固定，抽出一个板子，板子两边就是大幅绢画，释迦说法图，文殊、普贤的大幅绢画都在板子上。这个库房一般人不让进的，安妮把板子一个一个拉出来，给我过了一遍，还让我照了一些照片，然后再到楼上。在英国博物馆，我抄的主要有三件文书，一件是现在命名为《甲戌年沙州丈人邓定子妻邓庆连致肃州僧李保佑状》，是一封信，两边有纸画，是壁画的草稿图，我们叫敦煌白画。写信的人利用空白的地方打了一个书信草稿。背面整个是一张画，可以看出画的是文殊问疾图，是个草稿。古代的书信写好要卷起来粘合，页边上写上谁致谁。第二件更重要，是《乾德四年（966）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修莫高窟北大像功德记》。北大像就是今天莫高窟九层楼里的大佛像。这个文书是966年曹元忠夫妇出资雇人修北大像的一个功德记。它抄在一张丝绸之路行旅图的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丝绸之路行旅图，多是胡人牵马图，胡人牵驼图，这里却是汉人牵马图，汉人牵驼图，证明中国古代的商人也是往外走的，这是非常少见的。第三件是一个佛经目录，它背后也是画，因为有画，所以把文献留在了英国博物馆。这三件文书是缩微胶卷没有的，我录入《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英国博物馆一节的脚注里。五　剑桥拜访贝利（H.W.Bailey）教授最后说一下我的剑桥之行。在教育处，有个朋友给了我剑桥中国留学生会主席袁亚湘的门牌号，告诉我你到剑桥找袁亚湘，他肯定给你找住处。1985年4月29日星期一中午12:40，我到达剑桥，找到袁亚湘住址的大门，摁门铃没人应，我就去各个学院溜达，看了牛顿的雕像和那棵苹果树。过一会我又去摁下门铃，一直到傍晚的时候，终于碰到一个学生也来找袁亚湘，于是带我到数学系，找到袁亚湘。剑桥有五十多个中国留学生，袁亚湘打了一圈电话，那天没人出去玩，也就没地方住，于是他就发给我一睡袋，说你委屈一下，在我这睡。他准备了些睡袋，为的是接待各路来的留学生。我想反正我就待两天，就凑合一下在睡袋里头睡了。现在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袁亚湘，是中科院的院士、数学家，很了不起的人物。剑桥的贝利教授是研究于阗语首屈一指的大家（图5），全世界第一号人物。我去剑桥唯一目的就是拜见贝利，什么其他目的都没有，只要见到这个人就满足了。我在荷兰的导师许理和（Erik Zrcher）教授研究中国佛教史，他在剑桥最好的朋友是鲁惟一（ Michael Loewe）教授，就是《剑桥中国史》汉代部分的主编。许理和给他写了封信，说有一个中国学生要去剑桥找贝利，你帮他联络一下。鲁惟一就约了贝利，电话告诉我第二天在他所在学院的克莱尔堂（Clare Hall）见面。第二天我就像古书里的年轻人一样，提前四十分钟就在克莱尔堂门外等着他们。鲁惟一说他十二点下课，大概还差十分钟的时候，远处走过来一个高大的人物，一米九的样子。我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上看到过贝利的半身照片，我知道这就是贝利。他那时已经退休了，八十多岁，穿着一条快磨破的牛仔裤。贝利原来是梵文教授，1938年发誓要做于阗语，改行做伊朗语了，然后从全世界范围调查于阗语的卷子，把每一件于阗文文献转写成拉丁文字，然后拟翻译成英语，再出一本字典、一本语法书，最终完成全部于阗语的事业。1975年因为他对学术的卓越贡献，被女王授予爵士（Sir）头衔，地位非常高，是英国皇家学会常年的会长。图5 贝利（Harold W. Bailey）教授我心目中不得了的顶天立地的人物，忽然走到我面前，让我激动不已，我赶紧上去寒暄几句。然后鲁惟一也来了，我们三个人进了餐厅。按照剑桥的规矩，餐厅里老师在台上吃饭，学生都在台下。我们三个人一进去，所有老师站立起来，不管是在吃饭还是在等饭的，都站起来迎接贝利，所以贝利在学界的地位不得了。我就坐在老师们吃饭的长条桌的最顶头，左右是鲁惟一和贝利，这顿饭吃得非常光荣，可惜当时没有手机记录下来。吃完饭鲁惟一走了，贝利带我去了他家（图6）。他家住在郊外，二层的小楼，我当时以为是个图书馆，其实就是他的家。图6　作者（中）与贝利（左）及其助手合影贝利非常善谈，精神很好，一下午不停地谈他的研究工作，询问我一些中国出土文物的情况，还前后为我来找书。他有两个助手，是荷兰人，见了我也很亲切。我的第一篇学术文章是和张广达先生合撰的《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179—209页），因为张先生的名望，被翻译成法语。所以我当时就是拿着这篇法语文章，还有一篇中文文章送给他，而我出来的时候带了两大提包的书。贝利送了我很多书，特别是两卷本的Opera Minora，是他在伊朗出的论文集，外面没有卖的，贝利手里也没有几本，他当时给了我，我太感激他了。他还给了我Khotanese Text I-III的合订本，还有 Saka Documents，是于阗语一张一张的图录。他有四个大台子，排着他的抽印本，一共有七十多种。他说你随便拿，我不管内容一种抽一本，拿了七十多本，最后提了两大袋的书（图7）。我从他家走到袁亚湘那里，累得喘不过气来。我回到北京，跟季羡林先生汇报，说拿到了七十多个抽印本，季先生对我说：怎么不拿两份！图7 贝利赠的部分书（附记：《满世界寻找敦煌》是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系列讲演基础上，根据录音而成的文稿，感谢博物馆及整理者的出色安排和细心工作）编辑后记：蒙本文作者提供多幅新图，本公众号推送时重排图序并据作者意见订正个别错误。——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