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80年，中调部为给涂作潮寄来一封请柬。只见请柬上写着：1980年的冬个某日，北京市招待所略备薄酌，可以携夫人前往。

一边的涂胜华便问父亲：“我们要是去的话，茅台肯定管够。不去的话，你喝酒喝多了可怎么办啊？”

最终，涂作潮想了想说：“去吧，和我去开荤。”

这次宴会的级别很高，由中央调查部组织。尽管这场宴席只摆了十桌，但参会的大部分都是国家各界领导人和杰出代表。

涂作潮来到会场后，只选择了角落中的一桌默默坐下独自饮酒。就在大家觥筹交错之际，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端着一杯酒走过来，恭恭敬敬说：“涂老先生，小弟我敬你一杯。”

听到这里，涂作潮的儿子涂胜华不禁好奇，中调部部长为什么会在父亲面前自称为小弟，父亲又有着什么特殊的经历呢？

今天，笔者便带大家走进传奇“木匠”涂作潮的传奇故事......

01 涂作潮的入党经历

1903年5月11日，涂作潮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东乡郭东渡一户贫苦家庭中。也是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童年。

13岁那年，涂作潮在母亲的安排下跟随二姐夫杨子林学习木匠。后来，他又跟随大哥徐福生来到长沙学习木工。

在长沙，涂作潮还参加了工人阶级进步组织——湖南劳工会。此外，他还来到工会创办的长沙建筑工人夜校学习。

同年5月，由于“蒋锡荣木行”的老板肆意剥削工人，工人愤而罢工。之后，长沙其他店的工人也纷纷响应。一时间，泥木行业举行了总罢工。

罢工期间，涂作潮也积极参加。他忙着端茶倒水、迎来送往，忙个不停。最终，这次大罢工取得了最终胜利。

这次大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泥木工人的工资相比之前有了提高。可涂作潮却因为积极参加大罢工，被老板解雇了。

1924年年初，涂作潮被迫离开家乡，来到当时工人运动中心上海恒丰纱厂做工。与此同时，我党为了策应杨树浦区的工人运动，创办了一所工人夜校。

在街上，涂作潮偶然看到招生广告后，便立即前去报名。在这里，涂作潮有幸结识了一些**人。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他迅速成长进步。

在工人夜校学习一个多月后，李立三亲自找他谈话。李立三不仅和他讲解了**的相关知识和**的性质，还审查了他的历史情况和家庭状况。

不久，涂作潮便在林育英和蔡林燕的介绍下正式加入**，走上了革命道路。

五卅运动后，党组织决定选派一批身份暴露的同志前往苏联的学习。涂作潮也作为其中的一员远赴苏联，来到东方大学工人班学习。

1928年6月到7月期间，莫斯科召开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图作出身为东方大学的代表参加了此会。

在“六大”召开期间，涂作潮有幸结识了周恩来。周恩来在得知了涂作潮的身世后，亲切地拍着肩膀称他为“木匠”。

从此，“木匠”便成为涂作潮从事隐蔽工作的代号，这个代号从此也跟随他的一生。

“六大”即将结束之际，中共代表团让涂作潮由学习爆破技术改为学习国内革命工作需要的的通讯专业。

周恩来特地嘱咐涂作潮：“你学习通讯一定要用心一些，部队还急等着用人。”

1928年年底，涂作潮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在伏龙芝军事通讯学院学习了放鸽、放狗、无线通讯、有线通信、修理汽车、绘制军用地图、锻工技术，他主要负责机务。

1929年10月，涂作潮经过为期一年的学习后，参加了刘伯承组织的共产国际远东支队，成为了一名机务员。

之后，涂作潮一度在海参崴电台学习。几个月之后，他又秘密回到中国，后取道营口，辗转来到上海。

涂作潮来到上海后，来到中央特科学习，主要负责无线电通信技术工作。从此，他开始凭借自己的特长为情报事业和党的电讯事业辛勤工作。

02 涂作潮参加电台工作

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研制出了由**独立制造的第一部无线电台。

涂作潮抵达上海后，参与了电台的开通和改进工作。他不仅找来了美国的无线电杂志，还寻找了新式合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图样。

此外，他还想方设法寻找可以供装备电台需要的无线电工具、器材、零件。在反复琢磨、呕心沥血、夜以继日苦干下，经受了无数试验和失败后，终于取得了成功。

1930年9月，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决定在上海秘密创办训练班，为红军和中央苏区培训无线电干部。

训练班的地址选在法租界巨籁达路391弄12号（今巨鹿路四成里），对外以上海福利公司电工厂的名字作为掩护。

1930年年底，中央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成功缴获一部只有的收报机的电台，随同这部电台的原**军队的10名报务员也加入了红军。

从此，红军无线电通讯的“种子”建立，红军无线电大队正式成立。

1931年4月，涂作潮奉命调到中央苏区红军总司令部担任电台机务员一职。很快，他便成为电台重要的技术骨干。

中央红军总司令部非常重视这部电台，朱德、郭化若、左权、杨立三等人经常通过电台了解敌人的动态，以便更好指挥作战。

1931年的宁都起义期间，中革军委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前线的消息。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偏偏电台出现故障。

就在大家焦急之际，涂作潮闻讯后赶来，很快便排除了故障。修好之后，他让报务员起床工作，对方简直不敢相信，还因为他是在开玩笑。

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己当报务员，和前线取得了联系。于是，他又喊报务员赶紧起床，可对方依旧不起床。

涂作潮着急了，厉声说：“对方已经回答了，倘若你再不起来工作，后果自负！”听了这些，对方赶紧起床工作了。

这件事传开后，大家都对涂作潮过硬的业务水平惊叹不已。

同年11月，红军无线电总队回到瑞金后，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的无线电通信材料处，涂作潮担任主任一职。

在极短的时间里，涂作潮便率领材料处的工作人员，还凭借双手修好了一些充电机和好几台收发报机。

此外，他还将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一台充电机和**“交通兵团”收发报机成功改装为“哈特莱”式。

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涂作潮还利用从上海秘密运送的无线电零件装备了一部50瓦的电台，让赣东北苏区和中央苏区取得了电讯联系。

1932年夏，材料处改为中革军委通信材料厂，涂作潮担任厂长一职。当时，材料厂要比材料处的人多，除了增加一个通信班的战士外，还多了不少学生和技术工人。

主要的设备有一部2.5马力的发动机、两三部台钳、一台摇钻、一部普通四尺皮带车床。除了做齿轮、蓄电池、电源插头、活塞涨圈，还能做手榴弹，并成功研制了手摇发电机。

1933年，瑞金红军通讯学校的学员已经扩增到1000多人，分别设立了无线电通讯、旗语通讯、司号通讯等专业。

03 和李强共同战斗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后，已经担任红军通讯材料厂厂长的涂作潮突然患上恶性疟疾，只能躺在担架上，性命垂危。

他跟随陈毅和项英的率领的后方部队转移，幸好在红军卫生部医生王立中的帮助下，才终于让涂作潮起死回生。

之后，涂作潮和红军联系之际，与部队失去联系。无奈之下，他只能和湘粤赣游击队行动。

他遵照组织的命令将器材全部毁掉，只能徒步乘车、乘船，期间途径六省、先后辗转5000多公里，终于成功于1935年4月抵达上海。

1936年夏，我党为了加强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急切着和延安和西安取得联系。为此，周恩来先后两次发电报，让上海地下党想办法让涂作潮于6月12日跟随董健吾抵达西安。

同年中秋节前后，涂作潮化名为姜贵庭和身在西安的刘鼎取得联系，并奉命赶制电台。收到命令后，他立即开始动手。

涂作潮先是花费了15大洋购买了一台日本收音机，后用了两天时间将其改装成一部“哈特莱”电台，还装备了一台5瓦的电台。

由于涂作潮党性坚定，技术精湛，党中央于9月到11月几度让涂作潮从西安前往延安，参加党中央的电讯工作。

刘鼎觉得涂作潮在西安作用重大，因此多次“抗旨”。10月12日，刘鼎在电报中表示：

“目前（木匠）尚不能来苏区。只待此地的小家伙造好，交坤儿（彭绍坤）即来家（延安）做事…”

“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第五天，涂作潮在张学良的公馆内再次见到了周恩来。只见他身穿一身干净整洁的中山装，一见到涂作潮便说：“木匠啊，木匠，我们终于在这么多年后再见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受苦了！”

不久，刘鼎派人用火车将那部100多瓦的电台转移到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电台配备好之后，通讯效果很好，这也为我党的代表团在西安事变中与延安联络，向全国通报红军主张起到重要作用。

1937年末，涂作潮奉命来到上海，在潘汉年的领导下恢复和筹建我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当时，上海地下党有一部电台，但由于出了毛病不能发电报。

涂作潮花费了两天时间改装，终于得让的发报机重新正常工作，延安和上海地下党也终于恢复了联系。

1937年6月，涂作潮在卡得路卡旅馆如愿见到了刚刚从延安派来的报务员李白。两年后，两人一同在威海卫路333号租了店面，将这个店面取名为福生无线电公司。

在涂作潮的指导和帮助下，李白的进步突飞猛进。两三个月后，他便能修理装备制作一些零件，成了一名全能的地下报务员。

1941年冬，涂作潮从“福声无线电公司”离开，并在新闸路1520租借了一间屋子，创办起“闻远无线电公司”。

不久，日军进驻租界，他们的地下工作也愈发艰难。1942年中秋节前后。涂作潮正在修理收音机，却得到李白被敌人逮捕的消息。

李白被捕后，成功凭借涂作潮的收报机瞒过了日本人的眼睛，他还一口咬定自己是个生意人，成功躲过了一劫，躲过了牢狱之灾。

李白

04 晚年遇难，周总理帮助

1943年元旦，涂作潮担任新四军军部电台机务主任。到任后，他改装了延安的通讯电台，又修好了一台手摇发电整流器。

不久，江苏省委派人将他的家人接到身边，涂作潮一家人得以破镜重圆。同年秋，他们一家人又于1944年抵达陕北，涂作潮担任中央军委三局材料厂厂长一职。

在此期间，他除了负责维修技术保障工作、军委通讯器材的装备之外，还主持了三局高级机务人员培训班，培养了大量在通讯业务上的人才，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通讯上的保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涂作潮再次南下抵达上海，担任两大电讯公司军代表。此时的他已经是高级干部，组织上为他配备了专车。可他却直接拒绝，坚持购买月票上下班。

一次，涂作潮来到华东干部子弟小学接孩子放学，他惊讶地发现学校门口有三四十辆小车。他将这些车牌号写下，并和上海市委反应：

“这些人用公家的车接送华子，这样既脱离群众，还浪费国家机关汽油。”

1959年之后，涂作潮被开除党籍，行政降两级。即便如此，他还是自己购买仪器，研制出了一款小型手摇发电机支援革命。

陈云和涂作潮握手

1962年，周总理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不禁感慨道：“这个涂木匠，顶多是脾气暴躁，心直口快，怎么可能反党呢？”

在周总理的直接干预下，涂作潮才终于恢复了党籍和原本的11级别待遇，回到北京四机部暂时休养，此时的他已经61岁了。

1974年，涂作潮在组织安排下来到四机部黄亭子的宿舍居住。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晚年。

两年后的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离开人世。得知这一噩耗后，他立刻来到灵前，和他做最后的道别。

看着总理的遗容，涂作潮回想起总理曾经拍着他的肩膀称呼他为“涂木匠”，想起了自己在危难时，总理对自己的帮助。

涂作潮在晚年虽然重病缠身，但依旧孜孜不倦，以极大的热情整理了军史，重点整理了在隐蔽战线上的史料工作。

由于他工作操劳，身体状况一日不如一日。1984年12月，涂作潮病逝，享年81岁。

作者

锦年，自由撰稿人，历史学爱好者，致力于研究近代史、党史。期望用历史垂训鉴戒，塑造集体记忆，鉴往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