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8期P5—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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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摘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2期，张云华摘伟大的中华民族有其久远的渊源和辉煌壮阔的古代历史，有反抗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史诗般的民族自觉的近代历史和当代自信自强迈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前景。认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提高中华民族之民族自觉性的知识基础和历史情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根基和历史自信。
中华民族生存繁衍的自然基础
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之一。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首先要认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繁衍的自然基础。
中国考古学者在讨论“我们的远古祖先”（约180万年前至1万多年前）时，开篇就讲到“远古时代的地理环境”，指出：“我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方，西部有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西北有阿尔泰山，北部有蒙古戈壁沙漠，东北有兴安岭和长白山，东边和东南为海洋所环绕，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正是在这个前提之下，考古学家们依次论述了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诸多文化遗址，然后作出结论：“中国古代文明的根基是深植于遥远的古代的，早在仰韶后期就已经孕育着某些因素，到龙山时代则更进一步，已经露出文明的曙光了。”
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与政治统一交替，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固然有种种，而中国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的特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这样的地理环境，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
中华民族的形成（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
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夏、商、周三个部落群体因地理条件的优越，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先后进入阶级社会，出现了国家，建立起各种制度，成为中华文明的滥觞。
从中国历史进程来看，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统一皇朝的建立，可以看作中华民族形成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华夏族出现；同时，华夏与夷狄的关系，汉人和胡人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形势。这种民族关系新格局的形成是由以下原因促成的：第一，民族交融为中华民族形成奠定基础。第二，秦皇朝实行诸多统一措施，有利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第三，儒家学术的确立成为民族间文化认同的标志。第四，司马迁《史记》撰写出了当时中华民族史的全貌和中华民族初祖及其以下的历史。第五，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中华民族形成之最重要的物质条件。
秦汉时期形成的中华民族，在以华夏族（诸夏）为核心的各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展开的情况下，不论在密切的程度上还是在活动的地域上都比春秋、战国时期有了新的提升和扩大，尤其是对民族包容的认可和民族间文化差异的认识，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尽管各民族的矛盾、冲突仍然存在，但其发展趋势是各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
中华民族的发展（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东汉皇朝于公元220年灭亡。此后，出现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和西晋的短期统一，继而是南方东晋和北方十六国的南北分割以及南北朝的对立，直至隋朝的统一（589），中国历史经历了370年的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这期间，从东晋、十六国开始的约270年间，从民族发展史和民族关系史来看，发生了十分值得关注的几件大事：一是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纷纷南下，在广大的中原和北方先后建立了16个政权，在相互矛盾、冲突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二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魏政权（史称后魏或北魏），在实行一系列改革后逐渐强大起来，最终统一北方，与南方宋、齐、梁、陈等朝形成对峙的政治局面，凸显出鲜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贡献。三是“华夏”作为族称或地域的代称的观念有更加准确的涵义和广泛的使用。四是少数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文明发展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这四个方面大事，为隋唐新的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奠定了政治的和民族的基础，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隋唐时期走向发展阶段的政治前提和民族根基。
需要指出的是，在十六国时期及后来的历史发展，鲜卑族显示出极大的推动作用。一是在十六国中，鲜卑族所建立政权多达六个，它们是前燕、后燕、西秦、南凉、南燕、西燕；二是在其后的北魏皇朝政权中，鲜卑族拓跋部的贵族发挥出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核心作用。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华夏”的称说已非常普遍，其含义或指族属，或指地域，或指政治实体。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指称，往往见于皇帝诏书或大臣的奏议之中，表明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和正式称谓的作用。
此外，人们在交往中，往往以“华夏”为参照，以说明事物的特征。
当这时期的人们频繁地称说“华夏”时，同时也在称说其他民族，这说明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趋势，这从北魏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隋唐时期中华民族的发展，就是在这个历史趋向上展开的。
对于统一的政治局面，秦汉和隋唐的政治人物有不同的表述，前者用“海内”“一统”说法较多，而后者则多用“区宇”“宇内”“天下一家”的说法，本质上都是指统一的政治局面或就全国范围而言。但是这些用语及其所反映的政治观念、历史观念在中国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天下一家”是隋唐统一局面的代名词，也是当时政治话语中最重要的、充满豪气的用语。在这样的历史氛围和社会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新的发展。
这个新的发展，反映在族称方面的变化：诸夏—华夏—中华，中华—夷狄—华夷。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发展过程。民族称谓到隋唐时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即由主要称“华夏”而过渡到主要称“中华”。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人们对“中华”与“夷狄”有了新的解释，反映了民族观念的发展。
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有以下几个标志：第一，在国家政策层面，对中华、夷狄作同等看待。第二，“族类”意识的提出。第三，理性的民族观的发展。第四，民族交融的标志性著作的出现——《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第五，深刻的历史意识与完备的修史制度反映了发展时期的中华民族对历史的重视和自信。
隋唐时期人们民族观念的发展、提升在政治、文化、历史撰述等方面都有显著的表现，所谓“中华风”“中华礼”“中华语”等，比秦汉时期的“华夏”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广泛的含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进入发展阶段的突出标志和特征。
中华民族的壮大和巩固（从辽宋夏金至元明清时期）
从中华民族发展史及相关特点来看，辽宋夏金几个皇朝并立及相互冲突的政治局面，对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辽宋夏金时期，各族在三个多世纪的大交往、大交流、大交融的过程中，其积极成果，是把中华民族从发展阶段推进到壮大、巩固阶段。这个壮大、巩固阶段的主要标志是：第一，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扩大。元皇朝的建立，既是这种大交往大交流大交融的结果，又为这个结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壮大和巩固提供了政治条件。在这个政治条件下，中华民族在许多方面的联系都得以实现，从而壮大了自身。第二，民族交融的加深与民族观念的变化、发展。“天下一统，华夷一家”，这种民族交融，不论在朝廷，在军营，还是在民间，都已经十分深入、密切了。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而走向壮大的表现。第三，重视修撰正史，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反映出中华民族恢宏的包容性。第四，续修典章制度史，贯穿中华制度文明进程。
清朝统治者大规模地续修中国古代制度史，是从历史撰述上贯穿了中华制度文明史，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制度文明领域的创造和实践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