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类型研究对传统史传与叙事文学研究的超越
—— 以刘邦故事研究为例
宁稼雨， 李彦敏

[摘要] 刘邦故事影响深远，从汉代产生延续至今传颂不止，形成了独特的故事体系。20世纪以来，刘邦故事研究主要从历史文本中的刘邦、文学作品中的刘邦等视角阐述，虽有丰硕的成果，但由于受文体、学科等研究视角的限制，未能跨越学科界限，把包括史传和文学文本中的刘邦故事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宏观研究。相比之下，以故事类型研究为核心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为刘邦故事研究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
[关键词] 刘邦故事；故事类型；中国叙事文化学


引言


刘邦故事主要记载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传作品中，但对后来的叙事文学发展却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无论是史传作品中的刘邦，还是文学作品中的刘邦，在历史记忆的长河中都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文学形象铭刻在人们的脑海中。因此，探讨刘邦故事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并探索其蕴含的文化意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以往的刘邦故事研究基本局限与史学研究和传统的文学研究，未能把跨越各种文本材料的刘邦故事全部文献视为一体，进行宏观综合研究。本文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故事类型研究视角出发，衡量总结以往刘邦故事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希望以此为例，说明故事类型研究对传统历史人物分离的史传和文学研究进行整合，从而摸索探索叙事文学研究新视角的可能性。


一、 刘邦故事作为研究对象的基本特点


刘邦故事的流变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汉魏晋时期，作为一代帝王的刘邦，其主要事迹记载于正史中，正史中的刘邦多以正面形象出现，多是赞美刘邦是一位贤明君主的形象，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刘邦传奇的人生经历；唐宋时期，在文人墨客的吟咏之下刘邦故事变得丰富多彩；元明清时期，刘邦故事主要出现在戏曲、小说中，刘邦故事情节内容发生重大转变，再次被丰富发展与再生。总之，作为研究对象刘邦故事有以下特点：
第一，刘邦故事文本的丰富性。史书首开先河，最早记录在《楚汉春秋》中，但已亡佚，正式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史传作品则是《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作品。诗文方面，自晋代以来咏叹刘邦故事的诗歌、散文数不胜数，特别是唐宋时期吟咏刘邦的诗歌、散文更是不计其数，小说戏曲方面，小说方面从《两汉开国中兴传志》、《两汉志传》到《西汉演义》络绎不绝，层出不穷，戏曲方面从元杂剧到明传奇再到清宫连台大戏极大地丰富了刘邦故事的内容。可见承载刘邦故事的文本很丰富主要有史传、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变文、方志等各种文献中。
第二，刘邦故事内容的复杂性。从情节内容看，刘邦故事的情节内容变得复杂，有表现刘邦是非对错的故事，例如史书中对刘邦宽宏大度、仁而爱人的褒扬，对刘邦杀害功臣的批评；也有表现刘邦情感的故事，如他与戚夫人的爱情故事；还有表现宗教文化、文人理想的故事等等。作为一代帝王的刘邦，无论是他传奇的一生，还是后人铺排演绎出的故事，都注定刘邦故事的复杂性。
第三，刘邦故事流变的延展性。刘邦故事自诞生流传至今，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政治背景下，其故事所表现出的主旨是不一样的。因此要用发展、动态的眼光来审视刘邦故事。
第四，刘邦故事影响的深远性。刘邦作为胜利者、作为英雄其知人善任、善于纳谏、宽宏大量的美德被后世君臣崇拜敬仰，成为后世帝王效仿的典范，也成为历代文人笔下的宠儿，
出现在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或歌颂，或批评，褒贬不一，众说纷纭，流传至今，唱衰不已。


二、20世纪以来刘邦故事的研究现状


关于刘邦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20世纪以来研究刘邦故事的论文和专著颇多，涉及面也比较广泛，既有关于人物形象的研究，也有人物生平事迹的研究，还有地域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一）有关刘邦身世和生平事迹研究
刘邦传奇的一生以及他的身世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研究成果也很多，主要的论文有，董家遵《汉高祖生年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3期）作者对汉高祖出生时代的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公元前247年，第二种说法是公元前256年）进行考证辨析，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汉高祖刘邦出生在公元前256年。持此相同观点的还有曾维华《汉高祖刘邦生年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也认为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石荣伦《刘邦身世质疑》（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一文作者认为刘邦并非是太公的亲生儿子，可能是其母与别人所生，认为刘邦是私生子。胡连俊《汉高祖刘邦身世之谜》（兰台内外2007年第5期）文中介绍了徐州师范大学王云度教授的观点，认为刘邦是非婚生子，也就是说刘邦是私生子的观点。张文德《刘邦身世考辨——兼与王云度先生商榷》（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文中对王云度提出的“刘邦是私生”及“与太公无血亲关系”等提出质疑，“指出王先生的'新说’系源于对司马迁《史记》文本的误读,其结论不能成立。”①王凤鸣《刘邦是从哪里入关的》（山东师院学报社科版1978年第4期）文中对于刘邦入关的地点不正确的说法给与更正，根据史传记载认为刘邦是从武关打进去的。刘泽华、王连升《论刘邦——兼论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南开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4期）文中就刘邦怎样从农民起义领袖转变成一个封建统治者、在楚汉之争中他是怎样战胜项羽的以及称帝后采取的政策措施等方面，在这些事变中历史的必然性表现在哪里做了细致分析。王尧《刘邦籍贯考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08-29）一文对于众说纷纭的刘邦籍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振台《驳﹤汉高祖刘邦生年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4期）作者对曾维华提出的汉高祖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而非公元前247年的说法进行反驳从而提出自己的想法。牛继清《刘邦“隐于芒、砀”及相关史事考实》（固原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作者对于刘邦隐匿在芒砀背后的真实原因进行解读和考证。叶永新《﹤史记．高祖本纪﹥志疑一则》（普阳学刊2007年第4期）文中对刘邦与杨熊在白马作战一事提出质疑，认为没有史实证据。
（二）刘邦史传作品形象与文学作品研究
涉及刘邦的史传主要有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研究刘邦形象的单篇论文很多，如许晓燕《﹤史记﹥刘邦形象浅析》（汕头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文中指出评价刘邦应站在历史的角度：“对于刘邦驾驭全局、举重若轻的雄才大略、审时度势的精确判断力、不拘一格的用人术、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气度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而刘邦的狎侮、猜忌等性格缺陷是个性所然。” ①李国新《﹤史记﹥与﹤清史稿﹥人物叙述异同--以﹤高祖本纪﹥和﹤太祖本纪﹥为个案》（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作者谈到〈史记〉对人物的描写侧重故事塑造。杨贺琰《论﹤史记﹥刘邦形象塑造》（语文学刊2010年第3期）作者认为司马迁成功塑造了刘邦形象。王可端《从神到人——由﹤史记﹥到﹤资治通鉴﹥看刘邦形象的演变》（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文中指出司马迁描写神秘文化，为了探寻刘邦成功的原因，而班固却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为刘邦
建国登基寻求合理性。而《资治通鉴》把汉高祖刘邦还原成了一个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魏兴利的《﹤史记﹥论刘邦、项羽的性格及其成败》（现代语文2008年第6期）本文通过分析《史记》中刘邦、项羽两人的性格,总结刘邦成功、项羽失败的原因。诸如此类论述的文章还有很多如赵明正《生命悲剧的形象展示一﹤史记﹒高祖本纪﹥新解读》（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谈哲鸥《﹤高祖本纪﹥及﹤高祖本纪﹥以外的刘邦》（文学教育2017年3）、叶庆兵《﹤史记﹒高祖本纪﹥采录汉高祖传说析论》（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郑丽冰《﹤史记﹥与﹤汉书﹥批判精神之对比——以刘邦形象为例》（文教资料2011年12月）、屠忻悦《﹤史记﹥中刘邦负面形象特点及其原因》（文学教育2016年11月）、李营《﹤史记﹥中项羽、刘邦形象比较谈》（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01）、杨俊才《自古英雄尽解诗——﹤史记﹥刘邦形象别议》（浙江师大学报1997-11）、裴雪莱《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男性观——以﹤史记﹥中项羽、刘邦人物形象为例》（淮海共学院学报2011-07）等等。
研究刘邦形象的硕士论文有袁智勇的《﹤史记﹥和元明戏曲小说中的刘邦形象研究》（陕西理工学院，2013）文中论述《史记》对刘邦形象的塑造是客观的，对刘邦在戏剧中的刻画显得单一，小说文体的介入使得刘邦形象的生活化得到质的飞跃。梁欣欣《汉魏晋刘邦形象接受研究》（郑州大学，2015）作者从《史记》中刘邦的形象为切入点，探讨《史记》以及研究刘邦形象接受的重要性，系统分析汉魏晋时期对刘邦的评价。王春芸《司马辽太郎笔下的刘邦形象》（东北师范大学，2013）作者论述了司马辽太郎与中国的渊源以及他对司马迁的尊敬，认为给项羽和刘邦这一古老的题材注入了新的思想主题。王清华硕士学位论文《﹤史记﹥中的神话和神异性记述研究》（暨南大学，2006）、阮礼军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史记﹥对民间文学资料的吸收和运用》（四川师范大学，2007）、博士论文有陕西师范大学任刚《﹤史记﹥人物取材研究——以战国为中心，兼及秦汉之际》、以上三篇是从取材与人物塑造的关系方面来论述的。
（三）刘邦故事的比较研究
主要是刘邦和项羽的用人、成败、性格、分封等方面的比较，这方面的论著颇为丰硕。
成败之论。文章论述了刘邦之所以能战胜项羽是因为刘邦胸怀坦荡豁达，虚怀若谷，善于吸收和消化不同意见。如鸣柳《兼听则明——刘邦战胜项羽管见》（探索与求是，1994年第4期）一文便是，李永田《论楚汉战争中刘项之成败》（徐州师院学报，1985 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刘邦战胜项羽的主要原因是刘邦得人心，顺民意的，而项羽则是失人心的，持此观点的还有卞直甫、宋一夫《项羽和刘邦》（《学术月刊》1987 年第12期）一文。宋振水《西汉时期刘邦和项羽的管理智慧》（ 兰台世界，2013年第10期）一文认为刘邦战胜项羽主要是刘邦的管理智慧高于项羽且刘邦又知人善任。李文英《项羽刘邦之成败分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文中从用人、性格和政治手段方面分析了刘邦战胜项羽的原因是刘邦会用人、得民心和心量宽。也有持不同观点的文章如赵温润《重评刘邦、项羽的成败原因及其是非功过》（人文杂志，1982年第6期）。
性格之论。伍丹丹《浅析刘邦、项羽的性格对楚汉战争结局的影响》（知识经济，2010年第13期）文中摘要指出“刘邦之胜,胜在政治正确、道义占理、战略得策、用人得当。性格引导行为,行为表现决定成败,刘邦、项羽的胜败都和他们各自的性格密切相关。” ①徐兴海《项羽刘邦成败的个性分析》（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文中指出刘邦战胜项羽，不仅有时代的原因,更有个性上的因素。崔向东《论刘邦项羽的性格及对成败的影响》（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文中通过对刘邦、项羽的性格、心态进行分析，论述了刘邦、项羽个性及心态形成的原因,进而分析不同性格、心态对其成败的影响。
用人之论。论文有王铭《楚汉战争与刘邦、项羽的用人》（苏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文中论述了刘邦、项羽截然相反的用人政策，刘邦能虚己听人，项羽则刚愎自用，刘邦放手用人，项羽则信谗多疑，刘邦赏不移时，项羽忘功寻过，用人的得失是导致楚汉战争成败的关键原因。李允铨《刘邦用才的过人之处》（人才研究，1987年第10期）文中论述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够建立强大的封建帝国，主要原因在于刘邦在用人方面有高超的艺术。类似的论文还有孟宪实《论刘邦用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第4期）、邱永明《刘项用人得失和汉楚相争成败》（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1期 ）等。
分封之论。学术界认为刘邦正确地分封制是他成就帝业的重要原因，而项羽错误的分封制是导致他失败的原因。研究的论文有曹家齐《刘邦分封与西汉统一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汤其领《刘邦汉初分封王侯探析》（江海学刊1999年第2期）、唐德荣《略论刘邦的分封思想》（求索2000年第5期）、胡一华，毕春英《分封是刘邦战胜项羽的一个重要原因》（求是学刊1985年第2期）文中明确指出：“刘邦战胜项羽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他恰当地运用了分封政策；项羽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因为他在分封问题上的失策。” ②赵文静《从权宜之计到立国之策——刘邦分封思想研究》（锦州师院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王怀让《谈刘邦、项羽的分封问题》（齐鲁学刊1986年第6期）等这些文章大多对刘邦的分封制度给与肯定。
（四）刘邦与楚文化的研究
楚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早在20世纪30 年代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伴随先秦出土遗址、墓葬的发现，更激发了学界探索楚文化的热情，研究楚文化的著作越来越多，1987年张正明的《楚文化史》出版了，是一部研究楚文化的拓荒之作。随之掀起了一股研究楚文化的热潮，《楚文化论集》和《楚学文库》先后出版，对楚国的城市与建筑、青铜器、经济、墓葬、哲学以及风俗等给予专门论述，可以说是楚文化的集大成。此后，王建辉、刘森淼《荆楚文化》该书不但全面反映了当前楚文化的研究成果，而且对楚文化领域有新的拓展，对荆楚文化的流变和发展作了详细的研究。蔡靖泉的《楚文化流变史》是楚文化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不但把楚文化从先秦至晚晴梳理了一遍，而且发表了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于刘邦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是对于刘邦分封诸侯一事给与高度赞赏，“因而分封成了他战胜项羽、夺得天下的一个法宝。”③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他从司马迁和楚文化的关系以及整个汉家集团来研究，阐释了楚文化对刘邦出生地、起兵到西汉王朝的建立等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孙海洋《司马迁与荆楚文化》（《求索》，2003 年第2期）论述司马迁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才把刘邦写的栩栩如生，而笔下的刘邦则是楚文化精神的代表。罗庆康《刘邦对楚文化承继关系之考察》（《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文章论述了正是楚文化对刘邦的深刻影响才使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明,以至于在中国近五千年的文明中闪烁出灿烂的光辉。刘隆有《刘邦高歌楚汉雄风振千载》（《文史春秋》（2016年第12期）文章描绘了刘邦世代楚人，天生楚腔、楚语、楚俗，又特爱楚歌楚舞，论述了楚文化对刘邦一生的深刻影响。岳洋的硕士学位论文《史记与楚文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8年）文中论证了《史记》与楚文化的关系，歌颂了刘邦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


三、以故事类型研究取代前人刘邦故事研究的优势所在


从以上几个方面统观刘邦的研究成果，可谓丰富多彩，无论是对刘邦生平事迹的研究，还是对地域文化的研究，无论是作为历史人物的刘邦功过评价研究，还是作为文学形象的人物形象研究，材料的运用可谓广泛且深入，但若从总体上考察刘邦故事，则显得各自孤立，没有从体系上对刘邦故事流变做具体分析，没有对刘邦故事的人物、情节、内容的变化做系统的梳理，因此，与之相关的研究还存在着不足，需要弥补和完善：
文献方面，前人对刘邦故事的研究涉及的文献丰富多彩，其中对刘邦故事的分析研究很细致、深入，十分到位，运用传统文学史中的研究方法也很娴熟值得肯定，笔者对前人在文章中使用的刘邦故事原始文献按照文体和数量作了一个统计，划分如下：1、史传作品：30种，2、笔记小说：5种，3、诗文：32篇，4、戏曲：10种，5、京剧：6出，6、小说：5种，7、民间文学：2种，8、诗歌：161首，其中南北朝3首，唐代31首，宋代38首，元代36首，明代33首，清代20首。前人对研究刘邦故事所征引的原始文献也是比较全面丰富的，值得学习借鉴。但是就刘邦故事的个案研究来说，还有大量文献可以挖掘整理，前人在文献方面还没有做到完整、系统和充分。笔者采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方法来研究刘邦故事，解决了前人在文献方面的缺陷。“叙事文化学研究与传统小说戏曲同源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它超越了小说戏曲这两种主要的叙事文学文体，把研究视野扩大到跟每个故事类型相关的任何文体的任何文献材料。这就需要对相关的各种文体各种文献材料进行系统的挖掘梳理。”①采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方法对该故事主题类型进行地毯式的材料搜索，尽最大可能做到“竭泽而渔”，材料的巨大丰富对于研究刘邦故事的作用是：其一才能研究刘邦故事文本变与不变的真实原因，随着历史土壤和文化土壤的变化，故事文本也会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就体现在材料之中。其二才能揭示出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才能揭示出不同文化所蕴含的意义。其三才能对故事流变进行可信、细致的梳理研究，保证了勾勒故事演变轨迹的科学性。其四，是进行文化分析的基础，为文化分析做了准备。基于此，笔者对涉及到刘邦故事的文献按照文体和数量作了一个统计：1、历史典籍类：37种，2、笔记小说类：18种，3、诸子和别集类：7种，4、出土文物类：3种，5、民间文学类：2种，6、诗文类：33篇，7、诗赋类：25篇，8、笔记诗话类：10种，9、方志类：15种，10、诗歌类：325首。其中汉魏晋6首，金代5首，唐代43首，宋代54首，元代38首，明代81首，清代86首，民国时期12首，11、小说类：18种，12、戏曲类：17种，13、京剧类：14种。由以上可以看出，笔者采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方法对文献的搜集整理在文体方面比前人多出5种，文体更加全面，数量上比前人多出几倍，就拿诗歌来说，前人研究刘邦故事所征引的诗歌共有161首，而笔者研究刘邦故事在诗歌方面涉及的更全面共有325首，比前人多出了164首超出2倍，历史典籍类多出7种，笔记小说类多出13种，诗文赋类多出26篇，戏曲多出7种，京剧多出了8种。由比较可以看出前人研究刘邦故事在材料挖掘方面显得不够宏阔，采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方法弥补了这一缺陷。
文化分析方面，前人对刘邦故事研究基本上以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为主，而且是分头进行的，史学研究偏重于史书中历史人物的刘邦故事，文学形象的刘邦研究偏重于文学作品中的刘邦故事，史学研究主要以《史记》中的刘邦故事为主，来论述刘邦的性格特点，用人特点以及分封特点等，不涉及文学，而文学研究主要以小说和戏曲中的刘邦故事为主，很少涉及历史，因此这两种研究是分头进行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学科限制，史学研究重视史书中的史实材料，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所秉持的宗旨是“不虚美，不隐恶”，在《高祖本纪》中对刘邦的描写依然如此，既有对刘邦优点的赞美歌颂，又有对刘邦缺点的批判。因此，史学研究者依照史书中的史实来研究刘邦故事，这其中有对刘邦的赞美，也有对刘邦的批判。这方面的作品有很多，如吴象枢《浅析﹤史记﹥中刘邦的“形”“神”和谐之道》，该文论述了刘邦由平民到帝王的过程中神异特征出现的合理性，作者主要运用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对刘邦的描述，诸如“龙种”、“相术”、“高祖斩白蛇起义”等，赞同了《史记》中刘邦是“天授的天子”的观点。叶庆兵《﹤史记·高祖本纪﹥采录汉高祖传说析论》一文列举了《高祖本纪》中大量的传说事实来说明它的真实可信性，以及这些传说的目的是为稳固汉家政治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作者文中所言：“这些传说是司
马迁采录进《高祖本纪》的，并非后人增窜。司马迁采录这些传说入传的原因有许多，既是为了文本的完整，性格命运的突显，也是为了将西汉与殷、周、秦并列，纳入殷、周、秦、汉的大历史系统，以“通古今之变”。①这方面的文章还有王可端《从神到人——由﹤史记﹥到﹤资治通鉴﹥看刘邦形象的演变》、杨贺琰《论﹤史记﹥刘邦形象塑造》、郑丽冰《﹤史记﹥与﹤汉书﹥批判精神之对比——以刘邦形象为例》等等。文学研究重视文学作品中的刘邦故事，以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为主进行赞美或批判，很少涉及到历史中的人物故事。这方面的作品有范丽华的硕士学位论文《﹤西汉通俗演义﹥研究》，文中对作品中的刘邦形象分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分别从刘邦的优缺点出发，包括：“出于市井,充满痞味、不拘一格,广揽英雄、忠义爱民,广施德政、善于隐忍,善于纳谏、心思续密,意志坚强。” ②
另一方面是材料的选择问题。史学研究着眼点在史书中的材料，主要集中在人物是非功过的评价，与刘邦有关的材料，实际上仅仅是史书，也远非是功过是非这些方面所能概括所能阐释的。作品有李允铨《刘邦用才的过人之处》、崔向东《论刘邦项羽的性格及对成败的影响》、唐德荣《略论刘邦的分封思想》等等都是从史书中选取有关刘邦故事的材料进行对刘邦功过对错的评价。文学研究在选择材料时主要以文学作品中的刘邦故事为主，着眼点在刘邦个人形象的好与坏的评价。例如范丽华的硕士论文《﹤西汉通俗演义﹥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值得学习和借鉴，但也有一个缺陷值得探讨，就是各自为营，孤芳自赏，有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嫌疑，实际上，刘邦故事从诞生到明清时代一直是个动态的发展演变过程，就刘邦故事个案来说无论是史学研究还是文学研究都存在着偏颇，就是割裂了整个故事的完整性，造成对刘邦故事研究的片面性。同时忽略了同一主题故事在不同时代不同文本中的流传演变过程，更忽视了故事背后隐藏的文化意义和内涵。而叙事文化学研究不但涵盖了前人对刘邦故事的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而且还能在全面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打通文史界限，对刘邦故事进行全方位的叙事文化学研究。叙事文化学注重对故事类型的研究，针对个案故事类型容易被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视角所忽略，所割裂的现象出现的新的方法论，“而叙事文化学视角的故事类型研究需要把个案故事类型本身视为一个跨越诸多文体和诸多作家作品的文学链条整体，其中既包括“竭泽而渔”式的全面文献挖掘，也包括对个案故事演变发展中情节、人物变化梳理，乃至对这种变化做出文化和文学的系统阐释。这种研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将对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补救。”③可见叙事文化学对刘邦个案故事研究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首先是文献材料的极大丰富；其次贯穿了各个朝代，打通了文体史；再次关注了个案故事演变发展中情节、人物变化的梳理；最后作出了对这种变化的文化和文学的系统阐释。
笔者采用叙事文化学的方法把刘邦故事分为四个主题文化，分别是政治文化，神秘文化、帝妃文化、楚文化，刘邦故事本身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到文学、历史、宗教等多个领域笔者从多个角度深入系统地论述了刘邦故事演变过程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帝妃文化主题中，历代更多的是对刘邦的宠妃戚夫人悲惨命运的同情，史书中的记载如此，唐宋诗人笔下更是寄托了这种怜惜的情愫；神秘文化主题中，刘邦的一生充满了传奇性，具有神秘色彩，司马迁为他统一天下登上帝王宝座找到了合法的理由就是君权神授，是天意，这种神秘色彩一直延续到后代，同时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在明清时期的宗教轮回、因果报应观念上，刘邦因为杀害功臣韩信，因此让刘邦转世为汉献帝，韩信转世为曹操，令曹操压制着汉献帝，充满了宿命色彩和轮回意识；楚文化主题中，刘邦因为是楚人，喜欢楚歌、楚语、楚舞，因此他当了皇帝之后把楚文化发扬光大，使楚文化呈现出繁荣景象，楚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并没有因为刘邦的离去而停止，唐宋时期，楚文化的代表人物老子以及他的作品非常盛行，
唐代的统治者与老子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李姓，因此遵奉老子，受老子的影响很深，到了明清时期，对刘邦故事的描写，向“情”回归，这和经济发展、文化思潮等有关。
前人对刘邦故事的文化层面也有分析和论述，主要针对政治文化方面，而且仅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政论人物对刘邦故事的评价，唐及其之后的朝代对刘邦故事政治评价几乎无人问津，因为没有采用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对于评价背后的文化意蕴只是蜻蜓点水有所触及，没有做深入细致的挖掘分析，笔者采用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把这个方面的研究推向更广阔的范围，不仅含括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亦包括唐宋元明清时期，打通了每个朝代，而且把这种评价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意蕴作了深入细致的挖掘分析，不同时代刘邦故事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受不同时代政治、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影响。《史记﹒高祖本纪》中的刘邦是一个胜利者的帝王形象，他起于布衣，却胸怀远大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斩蛇起义，亡秦灭项，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建立大汉王朝，作者司马迁对刘邦给与高度政治评价，认为刘邦是一个仁而爱人，宽宏大度，知人善任，从谏如流的明主形象；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刘邦的评价以歌颂为主，赞美刘邦是贤明的君主，评价者包括帝王将相、政治家、文学家等，帝王将相评价刘邦的有汉献帝刘协，称赞刘邦是创始大汉基业的圣祖，三国时期的曹操也常常自比刘邦，希望能做到像刘邦那样来封赏自己的臣子。魏文帝曹丕也以汉高祖自比，赞美高祖按照功德来分封诸侯，认为这是后代君主应该学习的典范。西晋武帝司马炎认为刘邦在建汉之初奖赏有功之臣，做到知人善任，彰显明德是值得借鉴的，后赵君主石勒认为如果和刘邦生在同一个时代，自己愿意对刘邦俯首帖耳，愿效犬马之劳，可见对刘邦的崇敬之情。政治家贾谊、晁错、杨雄、诸葛亮等都对高祖刘邦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刘邦是一位有德能有胸怀的明君，文学家班彪、孔融、曹植、刘邵、陆机、挚虞等也给与刘邦极高的评价，特别是班彪对于刘邦取得成功的原因概括为五点：一是帝尧的后裔，二是体貌特征奇异，非同凡夫，三是神武勇猛，四是宽明仁厚，五是知人善任。帝王对刘邦的赞美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虽然不同但政治目的却一致，且都是一国之君的缘故，希望自己能像刘邦一样统一天下，救助天下苍生，使国家强盛，黎民富庶，同时也在告诫自己奋发向上，以江山社稷为重，以百姓为重，使自己的国家强大不受外敌侵扰。政治家对刘邦的高度赞美是从政治立场出发，劝诫自己的君王像刘邦一样做一个明君，以刘邦建立大汉王朝的事迹来勉励君王，借古喻今，希望君王能够采纳刘邦建汉并使之不断强大的策略和方法，以达到稳固朝政的目的，同时也是履行臣子的义务。文学家通过作品赞美刘邦的政治形象同样也是劝诫后世的君王像刘邦学习，以期达到江山稳固的目的。
唐宋时期对刘邦的政治形象的评判依然是歌颂为主，这与唐代大一统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有关，与当政者以史为鉴的政治高度有关，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常以刘邦自拟，视刘邦为圣明帝王的典范。唐太宗作《幸武功庆善宫》《过旧宅二首》《咏风》，唐玄宗作《巡省途次上党旧宫赋》《左丞相说右丞相璟太子少傅干曜同日上官命宴东堂赐诗》，诗中都反映了对汉高祖刘邦的钦佩崇敬之情。唐初李世民为了巩固政权，从政治环境的大背景出发，注重从历史中总结朝代兴衰更替的经验和教训，从秦朝和隋朝短命速亡的史实中总结教训，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具有同样建国背景且强大统一的汉朝，大汉王朝的初创者刘邦自然就是瞩目的对象，刘邦建立汉王朝的事迹也是学习的楷模，刘邦的地位被太宗抬得很高，这与唐代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唐宋时期诗词兴盛，呈现出繁荣的文化景象，涌现出一批赞美刘邦的诗人如李白、李贺、李昂、王珪、李百药、白居易、韩愈、王十朋、梅尧臣、文天祥、江梦斗等，诗人们渴望建功立业，有所成就，于是历史上那些圣主明君、英雄豪杰成为他们向往歌颂的对象，在诗人的眼里刘邦就是这样一位贤达的圣主，自然成为赞美的主角。诗人笔下既有对刘邦建功立业的敬佩之情，又有对刘邦授意天命的肯定；既有对刘邦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的崇拜之情，又有对刘邦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英雄豪气的景仰；既有对刘邦雄才大略，宽厚仁德的敬重之情，又有对刘邦荡平天下，气吞山河气势的折服之意。
元代少数文人把刘邦拉下了神坛以戏谑的口吻讽刺刘邦是“流氓无赖”，代表人物是睢景臣《高祖还乡》，揭露了刘邦丑恶的历史：赖债、明抢、暗偷、营私等发迹前的地痞无赖形象，使皇帝原形毕露，丑态百出，揭下了刘邦作为皇帝的神秘面纱，之前刘邦代表封建帝王的神圣尊严、至高无上的威武形象在睢景臣的笔下荡然无存，一落千丈。这与元代的时代背景有关，因为蒙古人入主中原，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失去了宋代有科举制度作为保障的学而优则仕的进身机会，流落市井，惆怅之余，难免产生玩世不恭的心理和游戏人生的态度。当然也表现出对异族统治者的不满。元朝人有很强的阶级压迫感，人分四等，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打压，使他们从天堂跌入地狱。他们是心怀愤懑的，借古讽今，暗讽当时最高统治者的不学无术。
明清时期刘邦不仅被歌颂而且被神化，明代朱元璋登上帝王宝座之后，开始推行神化刘邦的措施，使刘邦的地位骤然升高，首先是通过造神运动，将高祖的牌位提到很高的位置，仅居于三皇五帝和三王之后，将刘邦扶上了神坛。其次对刘邦充满了崇敬和赞美之辞，在群臣面前夸奖刘邦善于用人、审时度势、待时而定的睿智。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明朝统治集团的政治服务，简单说抬高刘邦和汉朝的地位目的就是为了抬高朱元璋和明朝的地位。因为他与刘邦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两人出身相同，都起自布衣，在群臣看来，朱元璋的成功就是对刘邦成就帝业政策的继承和发扬。朱元璋就是明代的刘邦，就是圣贤明君。清代的宫廷大戏《楚汉春秋》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进一步神化了刘邦，该剧一开始就明确了刘邦是赤帝子下凡称帝。二是以大团圆的方式结尾。该剧对刘邦既神化又美化，刘邦在史书以及其他作品中的缺点在这里都得到了美化，在剧中刘邦几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仁君形象，突出了刘邦的仁义思想。其目的之一是为了满足帝王及家族的娱乐需要，其二更主要的是有其政治寓意，迎合帝王的心理需求，赞美刘邦就是赞美当今的帝王，歌颂刘邦的仁政就是歌颂当朝天子的仁政，通过该剧彰显了大清王朝的盛世天威，歌颂了忠君仁政思想。同时强调了君权神授，天命不可违的思想，对民众起到了“忠君”的教化作用。
大团圆的结局，丰富了故事内容，封吕后为正宫皇后，戚夫人为东宫皇太妃，协同皇后赞理内政，二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改写了历史上吕后残杀戚夫人的史实，这种改写起到了教化作用，特别是教化后妃之德，皇后是否和众嫔妃和谐相处，关乎到皇嗣与皇统，甚至关乎到国家命运，美化了吕后，目的是强调后妃之间要和谐，不嫉妒、等美德的意义。团圆的结局塑造了吕后和戚夫人贤后、贤妃的贤内助形象，从维护皇权意识出发，强调了帝妃关系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垂范教化意义。因此，要寻绎刘邦故事发展演变的轨迹，就必须从整体上把握，才能挖掘故事背后深隐的文化意蕴。
可见，针对刘邦故事的研究还有宽阔的空间，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故事类型研究，恰好为刘邦故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四、以故事类型研究为核心中国叙事文化学视域下的刘邦故事研究前景展望


中国叙事文化学是宁稼雨先生提出的，一方面吸收西方主题学的合理因素，另一方面再结合中国叙事文学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可行的方法。这是一种“以中为体”“以西为用”的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范式上，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最大特点是以故事主题类型为中心。“故事主题类型的核心构成要素是情节和人物及其相关意象。但他们与单一的相应范畴所指有所不同，它更需要注意的是同一要素不同阶段形态变异的动态走势。故事主题类型中的情节更多需要关注
的是在同一主题类型中不同文本在情节形态方面的异同对比。因为只有清晰地厘定不同文本故事情节的形态差异，才能为故事主题类型的文化分析提供可能。与之相类，故事主题类型中的人物既要关注同一人物在该类型故事演变过程中的流变轨迹，也要注意该故事流变过程中各个人物形象的出没消长线索，从而为文化分析寻找契机。显而易见，它与单篇作品和文体研究所关注的情节人物最大区别就是离开了单一情节和人物，去关注多个作品中同一情节
和人物的异同轨迹。正是这些情节和人物在不同作品中的变异轨迹，才能为整个该故事主题类型的动态文化分析提供依据和素材。” ①顾颉刚等前辈的探索已经给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提供了借鉴。针对与此，宁稼雨论述到“1924年顾颉刚先生《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在时间上和德国人提出主题学方法的时间大致相同，但却表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其中最为精彩之处，就是他几乎能把孟姜女故事每一次变化的痕迹都在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土壤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这种以传统的历史考据学方法，再结合西方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解读和切入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的主要途径，显得十分清晰和明快，应当成为我们以中为体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范本和楷模。” ②
以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视角和方法研究刘邦故事的文本存在着广阔的前景。首先，承载刘邦故事的多种文学样式都是研究的对象，打破了学科和文体的樊篱，以更广阔的视野最大限度的搜集更丰富的相关材料，凡是与刘邦故事有关的皆是研究范围，涉及到史书、小说、方志、诗词、戏曲、变文、出土文物等文学样式，并尽力呈现出作品中刘邦故事的文化意蕴。其次，突破以往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变为以故事情节主题单元为中心，根据内容情节，可以把刘邦故事分为与刘邦评价有关的故事、充满神秘色彩的故事、爱情故事等，这些故事情节单元与政治文化、神秘文化、帝妃文化等密切相关，探索故事情节的流变与文化主题的关系是有学术意义的。最后，刘邦从历史人物走向文学殿堂，渐渐远离了历史上的刘邦，使得刘邦故事变得更加丰富多样，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文学人物，刘邦都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挖掘这些文化现象背后的动因，对于研究刘邦故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是大有裨益的。




English Abstract
Overview and Prospect of Liu Bang's Story Research
-- Based on Chinese Narrative Culture
Ning Jiayu, Li Yanmin
Abstract: The story of Liu Bang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which has been continued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present, forming a unique story system.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 study of Liu Bang's stories is mainly expound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u Bang in historical texts and Liu Bang in literary works. Although there are abundant achievements,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due to the restrictions of style, discipline and other aspects. However, Chinese narrative culture provides a new academic growth point for Liu Bang's study and opens up a broader academic space.

Key Words: Liu Bang; Overview; Prospect; Chinese Narrative Culture

（本文原载《天中学刊》2022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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