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5年5月至1992年12月，我曾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编辑部工作长达7年半之久，见证了该刊从试刊到创刊、季刊到月刊、铅字排版到激光照排、黑白印刷到彩色印刷、内部期刊到核心期刊的整个发展历程。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我经常与高校的知名专家学者打交道，他们中的许多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令我敬佩，让我折服。 结识高景德院士是在他当清华大学校长时。1988年初春的一天，我和同事赴清华机电系采访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工学女博士——倪以信。倪博士告诉我们，她是高校长的学生，攻读博士学位时受教于高先生门下。碰巧的是，这一天高校长正好到系里参加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研究生院陪同老师遂提议把高校长请过来，与倪博士合张影用在杂志封面上；见我和同事心里犯嘀咕，他就拍胸脯打包票：“没问题，高先生特好说话。” 高校长果然特好说话，不仅被请过来了，还没有一点架子，任我们摆弄过来摆弄过去、噼哩啪啦拍照，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没有一句怨言。他时而回答我们的提问，时而和倪以信低声交谈，时而询问我们办刊情况。他告诉我们，《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他每期都看，对他指导研究生颇有帮助。高校长的神情是那样的自然，没有一丁点的做作。此时此刻，在我的眼里，他不再是一位海内外著名高等学府的一校之长，也不是一位国际闻名的电机与电力系统专家，而是一位慈祥的长者、熟悉的朋友。在高校长和倪博士的密切配合下，采访非常成功，我们拍的师生合影照，还来还被《人民日报海外版》采用。 时任华东化工学院博士生导师的蒋慰孙教授，是工业过程自动化领域的知名专家。1987年第5期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刊登了他写的“博士生培养之我见”一文，这篇文章是该校通讯员推荐给我们的，发表后反响很好。几个月后，编辑部收到了蒋先生的一封来信和一张40元的汇款单。蒋慰孙教授在信中写道：“感谢编辑部发表我的文章，现将40元稿费退回，因为这篇文章我已投稿给《上海研究生教育》创刊号刊登了。给你们添麻烦了，请原谅。” 这是我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编辑部工作期间收到的唯一一份稿费退款单。其实，蒋教授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份稿费退回，因为《上海研究生教育》只是一份刚创刊的内部刊物，况且《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是在该刊之前刊登蒋教授文章的。退一步说，蒋教授要是觉得一篇文章拿两份稿酬于心不安，完全可以退掉《上海研究生教育》的那份，因为该刊的稿酬标准比我们低很多。可蒋先生没有这样做，在他看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表的文章是通讯员推荐给编辑部的，而刊登在《上海研究生教育》上的则是他自己主动投稿，理应把我们这份稿酬退掉。我虽然没有见过蒋教授，但这件小事却让我永远记住了他。 作为一名工科毕业生，我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编辑部工作期间打下的文字功底，多得益于忘年之交杨波洲教授当年对我的言传身教、悉心指导。1984年8月，国务院批准北大、清华、复旦等22所高校首批试办研究生院，杨老师刚从复旦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岗位退休。当时，为了解决稿源不足和编辑人手短缺问题，编辑部从这22家研究生院分别聘请了特约编辑、通讯员各一名，帮助我们审稿、改稿、荐稿，杨波洲老师是22个特约编辑中唯一一位已退休仍被聘请的特约编辑。 我和杨老师年龄相差三十多岁，但彼此格外投缘，工作沟通书信不断。杨老师审稿、改稿极为认真，稿件经他编辑加工后基本上就不用我们再费心了。他做事严谨、周到，给我这个晚辈写信照样一丝不苟、规范讲究。他曾向我传授信函的6字写作秘诀：准确、精炼、得体。“准确”要求意思表达清楚、无误，“精炼”要求文字言简意赅，不讲废话；而“得体”则需要通过运用合适的文字、恰当的语气和适当的方式，把双方的身份、地位、处境等关系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来；因此，写信函不仅要有很强的文字功底，还要有良好的修养素质。 1990年夏，第二次编辑部工作会议暨业务培训班在厦门大学举办，厦大中文系主任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过刊中随机抽取3篇文章现场讲评，碰巧的是，这3篇文章都和我有关，一篇是我写的会议综述，另两篇我是责任编辑。这位系主任把3篇文章存在的语法、逻辑、词句等问题讲得十分透彻，批评也很不留情面，令我十分沮丧。会后，杨老师安慰我，讲了一段影响我一辈子的这样一段话：“小苏，我们当编辑的，就像战士守战壕，只有永远不期望还有第二道防线可退守，才能丢掉幻想，真正守住阵地，才能真正把好文字关。加油吧！” 如今，高景德、蒋慰孙、杨波洲3位长辈学者都已作古，但他们高大的形象仍在我眼前浮现，他们的精神风范仍滋润我、教育我、影响我。谨填《浣溪沙》词一首，以表对先贤的景仰、敬佩、怀念之情： 遥忆当年故事多，专家学者爱温呵，青苗成长势如波。 滴水映辉彰典范，高山仰止耸巍峨。小文追记奉心歌。注：本文刊载于2022年11月18日《科普时报》“青诗白话”栏目。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在右下黄色六边形“在看”处点一下，推荐给其他人。谢谢鼓励！关注如下微信公众号，可以阅读本人更多原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