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社会的观念变革——巴黎读书记》李培林 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现代西方社会的观念变革》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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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1955年-），著名社会学家。1977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1982年毕业后考取出国留学生，到北京语言学院集中学法语。1983年赴法留学，1984年获得法国里昂大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索邦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88年回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城乡社会学研究室从事研究。1989年晋升副研究员，1990年任工业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曾任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社会学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组织、社会结构变迁、发展评估和社会分层。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等。
《现代西方社会的观念变革》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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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底，在我获得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的博士学位以后，应《读书》杂志之邀，我以“巴黎读书札记”为栏目，接连在该杂志上发表了9篇文章，这些文章就形成了此书的主干。书中收集的其他文章，也多是在此前后写就并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的。这些文章的基本思路，大多数都是我在巴黎读书的“泛览”中形成的，很多都带有“读书心得”的性质，所以本书的副标题定为“巴黎读书记”。书中的文章，大多数都是围绕着“观念变革”这样一个主题，尽管每篇文章都是从一个狭小的侧面来揭示这一主题，但从总体上来看，基本上可以反映西方现代社会、特别是欧洲现代社会的观念变革。我恳请读者理解，我使用“西方现代社会的观念变革”这样一个大题目，绝无欺世盗名之意，我只是希望读者在读这些文章时，能够抛开文章议论的一些具体现象，体会到它们共同揭示的思想发展脉胳。
我一直认为，社会结构和思维结构是有“同构性”的。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比较注意运用: “历时性”的方法探索社会结构，特别关切宏观历史的发展过程，而从思维结构入手探索社会结构，这实际上是一种“共时性”的分析方法。一般来说，思维也属于观念意识的总范畴，但思维是观念意识中比较深层、比较固定的东西。我们通常所说的观念变动，大部分都是观念符号的变动，它们是随着社会的一般变迁而变化的，但观念符号的变动并不等于思维结构的改变，因为虽然观念符号变了，但连接这些符号的内在逻辑(或非逻辑网络)却并没有变。正是由于思维结构的这种稳定的、执拗的特性，所以它往往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深层结构。
本书的着眼点是探索西方社会在现代化和走向后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思维结构和观念体系上有哪些“断裂点”，或者说有哪些“变革”。这些“变革”有的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有的则是作为经济变革的“先声”，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是思想发展量的积累酿就的质的飞跃，都是对一定时代社会结构转型的最好阐释。不过，我对“反传统”的提法很不以为然，在我看来，传统本身就是一个蕴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态积淀过程，尽管思维结构和观念体系在特定的条件下是会发生“断裂”和“创新”的，但文化始终是具有连续性的。
回国以后，我主要转向对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很少再涉足观念和思维的领域，但我对这些旧作一直有一种“偏爱”，因为在写这些看似信手拈来的文章时，我的确是以“求索”二字为宗旨的，而且尽可能把枯燥和抽象的内容以比较轻松的语言表述出来。每当我翻开这些旧作时，就回想起在巴黎拉丁区苦窗5年的情景，然而这些旧作毕竟已属于研究历程中的一座新坟。书中“法国时装的魅力”一文，是夫人李建平在巴黎读书时的作品，一并收入并感谢她对我学业上的理解和支持。
我要特别感谢山东人民出版社，在当前的商品大潮中，他们鼎力相助使这样一本难能有“商品效应”的著作问世，实属不易。
作者于北京西郊1992年8月
《现代西方社会的观念变革》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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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社会的观念变革》文摘 (pp.17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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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法三代的人观念变迁
中国赴法留学的历史可迫溯到清朝上半叶(1752年)，此时正是程、朱理学再次占据统治思想地位，考据学盛行的时候。但是，留洋求学作为中国封建闭关社会体系瓦解的产物，它的真正历史起点就从中国的流产变法一一戊戌维新的酝酿期算起，而大批中国学生赴法则要一直推迟到20世纪初。从1901年迄今，中国留法学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代人：第一代人多是推翻清朝政府的推动者和与传统观念决裂的倡导者；第二代人多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家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家；第三代人多以经济、科技立国为本，成为社会改革的积极拥护者。这三代人各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成员结构和不同的思想追求。然而，他们共同的坎坷路程从各自的特殊角度反映了华夏热血青年、智士仁者向西方寻求振兴中华之道、立国安邦之本的执着探索和开拓精神。这种探索和精神是中国本世纪初以来观念变迁的主线，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再生力之所在。
理性和民主的双色旗帜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觉悟。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变法图强”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帝制。当时的形势正如孙中山所言: “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 就在这种背景下，1901~1902年，第一批中国留法学生在当时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的带领下，乘船来到法国。巴黎当时是孙中山革命党知识分子的据点之一，100多名革命党人正在这儿为辛亥革命作理论上的准备和思想上的酝酿，他们以一腔激情擎起的理性和民主旗帜对初到法国的首批中国留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首批留学生中的领袖人物几乎都是当时流行的哲学、政治思潮——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因为在他们眼中，无政府主义取消国家机器的理论和自由思想，就是理性和民主的最新解说。此外，对无政府主义的皈依也是在对封建帝制深感切肤之痛后的一种反动，赤血男儿碰上无政府主义那极富煽动的口号就激动的忘乎所以。第一代留法学生的代表人物李石曾、张人杰、褚民谊都深受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理论的熏陶。
李石曾，又名李煜瀛，是满清朝廷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子，但他背叛了家族，参加了同盟会。他从1902年起在法国住了近10年。他先在蒙达尼中学读书，后从巴斯德学院毕业后，成为研究大豆的专家。他曾有过一个宏大的设想，要研究出一种以大豆为基质的植物蛋白产品，用以改变中国以至人类的食品结构。他甚至在巴黎的郊区建了一座经济食品厂，从中国招募了二、三十人来做工。李石曾是科学教育救国的信奉者，后来成为第二代中国学生来法的重要组织人之一。
张人杰，字静江，出生于江南一个富豪家庭。他于1901年以商务随员的身份随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后在巴黎独资开设运通公司，曾以巨资为孙中山出军饷。由于他对学生运动的实际参与，我们也把他算作第一代留法学生的代表。他曾出资与李石曾、褚民谊等人办了一个名为《新世纪》的刊物，在巴黎发行3年之久，影响甚大，使巴黎成为“中国第一次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中心”。李石曾、吴稚晖都曾任该杂志主编。该刊物因其“颠复性倾向”被满清政府禁止在国内发行。
褚民谊曾在日本学习政治经济学，在那儿他遇到当时与孙中山过从密切的汪精卫，结为挚友。他到法国后在波尔多医学院学习，后在创建里昂中法大学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李石曾在辛亥革命翌日返回中国，筹建了“留法勤工俭学会”。这时，清朝翰林院学士，曾在德国柏林大学和莱比锡大学进修的蔡元培担任了辛亥革命后民国的教育部长，他以教育救国为宗旨，积极筹备利用庚子赔款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计划。1916年，在“留法勤工俭学会”基础上，建立了“华法教育会”，蔡元培任该会中方主席。在“华法教育会”的组织下，从1919年底开始，中国学生以每月一百多人的速率来到法国，到1921年，已有1600名中国学生来法勤工俭学，其中有50名女生。与此同时，“华法教育会”积极争取利用庚子赔款在法国为中国留学生办一所专门的大学，这就是后来“里昂中法大学”诞生的起因，参加这项工作的中方人士有蔡元培、高鲁、李石曾、褚民谊、汪精卫和吴稚晖，法方人士有议员穆代、里昂市长埃利欧里昂大学区主席儒班、里昂医学院院长雷宾，里昂军区司令....（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