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民告官”都是个极为敏感的话题，网上更是流传着“民告官”，有理无理、先打一顿的说法，而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中，也是常常出现“滚钉板告御状”等剧情。那么，古代百姓在“民告官”时，真的先要经受一番折磨吗？
在网上，曾一度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民告官如子杀父，先坐笞五十，虽胜亦判徙二千里”，并明确指出这是《大清律》的规定，这似乎印证了我们对古代黑暗统治的印象，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大清律例》并没有此条规定，百姓告状前先要被打板子，只有一种情况下才会发生，那就是“越级上告”。《大清律例·诉讼》中规定，“凡军民诉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讼者，笞五十”。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违法行为并非指“民告官”，而是“越级诉讼”的问题，《大明律》同样有类似规定，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司法系统的正常运转，而并非阻止百姓告官。
在古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固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统治权威，进而形成严格的等级划分。因此，“民告官”这种带有典型“以下犯上”特点的告状方式，历来为官员阶层所厌恶，但请注意，这种厌恶其实也仅限于官员阶层。
对于统治者而言，各级官员固然是维护统治的“工具”，但同时也要防止官员们的贪腐和滥用职权，因此统治者实际上非但不会禁止“民告官”现象，反而往往会为此设立特殊的渠道。
翻阅各种资料可知，如果古代百姓真的想要告官，至少有以下几条路可走：
1.参与民调。古代时期，统治者为了了解民间情形或吏治情况，往往会不定期派使者前往特定地区采集民情。根据《管子·问》的记载，早在春秋时期，管仲便创造出了“问事”制度，例如“问人之所害于乡里何物也？”“除人害者几何矣”“问刑论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等等。
后世王朝也曾多次采用这种方式，例如根据《汉书》的记载，汉宣帝刘询在位期间，曾派使臣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得失”。再如隋朝设置，明清时期广为流行的巡按制度，相较于临时派遣官员寻访各地，巡按御史虽然仍为临时派遣，但制度却更为完善，且频率相对更高。
虽然朝廷派遣使者和明清时期的巡按御史，都只是朝廷临时派遣的巡查官员，但如果百姓运气好能够遇到真正办事的官员，也可以通过向他们反映问题来告发官员。
2.监察系统。古代统治者为了保证吏治清明，监督官员履职情况，从秦汉时期开始，便在地方设置有监察性质的官员，其主要职责便是对辖区内的官员进行监督核查，同时兼具整顿吏治和惩治官员的职责。
相较于前面提到的临时官员，这些监察官员乃是常设官员，例如秦汉时期中央的御史大夫和地方的侍御史；又如汉武帝时于各州设立的监察刺史，其职责中的“违法征科、行政冤滥”，便是防止官员侵害百姓；又如唐朝将天下划为十道（后增设为十五道），每道设采访使（后改为观察处置使），其职责便是检查刑狱和监察州县官吏；再如宋朝设置的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同样是为了监察地方官员；还有元明清地方设置的提刑按察使司，同样负责振扬风纪，澄清吏治，审核刑狱。
这些地方监察衙门和官员，不仅对地方官员拥有监察权力，而且直接拥有弹劾或处置官员的权力，如果想要告发地方官，这些衙门或官员也是一个去处。
3.越级诉讼。如同字面意思，所谓越级诉讼，便是指越过本司官员直接向上级衙门进行控诉。
由于越级诉讼会打乱原本的司法体系，因而历朝历代对此都予以严格限制。当然，朝廷虽然不支持越诉，但也并不完全杜绝，这也是百姓越级告官，要首先受到惩处的主要原因，不过越级诉讼虽然会被打板子，但案子官府还是会受理的。
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宋朝以后规定，凡是遇到地方官员本该受理但不受理，或将案件交给被告官员审理，或本司官员本应回避但不回避，以及官员贪污受贿等官员渎职情况，百姓可以越级诉讼，且不会因此受到惩处，明清对此予以沿用。
4.直诉上告。如果真的遇到重大案情或冤屈，亦或是遇到地方衙门根本无法处置的情况，吏民也可以直接向最高统治者鸣冤申告，这便是著名的“登闻鼓”制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击鼓鸣冤”。
该制度源于周朝时期的路鼓制度，所谓“路鼓”便是祭祀宗庙时所用的四面鼓，《周礼·夏官·大仆》中有载，“建路鼓于大寝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遂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这便是最早的“击鼓鸣冤”了，也是最早的直诉方式，可以直接向周天子上陈冤情。
晋武帝时，又建立“登闻鼓”制度，即在朝堂外悬置登闻鼓，允许百姓击鼓鸣冤，直接向中央申诉。后世多沿用该制度，例如北魏便在京城宫门外悬设登闻鼓，唐朝亦在东京、西京宫城外置登闻鼓，宋朝则专设登闻鼓院和登闻鼓检院，两院皆受理吏民申诉之状，明朝从太祖朱元璋时便设登闻鼓，并由专人管理，一旦有百姓申诉，皇帝亲自受理，官员如有从中阻拦，一律重判。
不过，明朝中期以后，“登闻鼓”制度虽然未被取消，但也逐渐流于形式，清朝更是规定“必关军国大务，大贪大恶，奇冤异惨”，否则不得击鼓，违者重罪。
唐朝时期，除了“登闻鼓”外，吏民还可以直接上表诉讼，且规定朝廷官员必须立即受理，尽快闻奏，否则就要受到惩处，如《唐律·斗讼》有载“若上表诉，而主司不即受者，加罪一等”。百姓甚至还可以直接拦皇帝车驾诉冤，如《唐律·斗讼》有载“车驾行幸，在路邀驾申诉”。
此外，武则天掌权时，为了整顿吏治、打压反对势力，还曾大开告密之门，哪怕是普通百姓，只要想告密，各级官员也不得过问，而直接由武则天自己接见，后又于垂拱二年（686年）三月设铜匦于朝堂，鼓励百姓上书言事。
5.拿官上告。相较于以上几种方式，这种方式更为极端，即百姓可以直接捉拿官员，然后押送官员前往京城受审。这种方式只发生在明朝初期，当时朱元璋为了严厉打击威海地方、鱼肉百姓的贪腐官员，不仅在《大诰》中明确规定百姓可以直接捉拿贪腐官员送至京城严惩，而且对这种现象极为鼓励。
例如常熟县陈寿六等三人将贪财害民的官吏顾英绑缚至京城面奏，便获得了重赏。同时，为了鼓励这种现象，朱元璋还规定，对于阻挠百姓入京告状的官员，要严厉惩处，例如淳化巡检何添观因阻挠嘉定县民郭玄二入京告状，被朱元璋下令砍脚戴重枷服刑。
不过，这种方式因为太过极端，只存在了较短时间便消失了。
以上便是古代百姓“民告官”的几种主要途径，从这些制度不难看出，古代统治者为了确保统治稳固，整顿吏治、打击贪腐，其实也是给了百姓告发官员的渠道。不过，由于朝廷的腐败和官官相护的影响，大多“民告官”的途径都很容易被堵塞，以至于百姓往往求告无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