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特征:避开最坏的可能性
所有不能避开最坏可能性的方案和策略,都因之是一票否决。
例子一
宁冈能成为我军事大本营,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
这个就避免了被包围歼灭的可能性。
例子二
我们第一步不是打吉安城,而是实行围吉安城,目的在使吉安城内生活更加困难,人心更加恐慌,白色统治更形孤立,然后进行第二步计划。
这个就避免了直接攻城时力量损耗太大,以致最后力量不足,反被敌人歼灭的可能性。先围城,就可以先削弱敌人,如果自己事不可为,则也可以从容撤退。
例子三
四渡赤水中鼓新场之争,其他人都坚持打(因利益大、轻估了对手实力、信赖个人能力以为害处似乎能避免),就他一个人坚持不打,就因为打鼓新场不能完全避开最坏可能性。
这就是决策的一个否决性依据,非常重要。
第二个特征:进有所得,退亦有所得
不满足该条件的策略,不是好策略;不满足此该条件的方案,不是好方案。。
要反对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也要反对所谓“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
要避免这种现象,选取的策略,就必须尽量做到“进有所得,退亦有所得”。
例子1,用对手的办法打败对手(以牙还牙法),进可以打败对手,退可以学到了对手的办法。
敌人妄想给我们重围久困,河东、河西开起几路军队包围我们,就来一个坚壁清野,号召群众参战,给他一个久困重围。
例子2,重视普及甚于提高,进可以把东西普及出去,退可以把东西完善、丰富智慧、普及产生智慧。
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
例子3,群众路线,进可以深入实现,退可以获得纠正政策、获取威信。
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而纠正的过程,又可以提高威信。
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例子4,诱敌深入、后发制人,退则削弱敌人、分散敌人、取信于民,进则消灭敌人、取信于民。
事物都是可以分割的。帝国主义也是事物,也可以分割,也可以一块一块地消灭。蒋八百万军队也是事物,也可以一块块地消灭。这就叫作各个击破。
此策略好处见:毛主席:先让一步,后发制人
例子5,对印自卫反击,退则可以再次打击敌人(打完即后撤至实控线我国一侧20公里以北地区),在此情况下,进则可消灭敌人。
所有非灭国战、征服战,最终都是耗损自己的力量,而被第三方得利。如果策略空间不够,在这个例子里,就通过主动后撤,腾出空间来,总之务要使自己处于“进亦可得,退亦可得”的位置,这或许就是主动权的真质。
例子6,歼灭战,进则消灭敌人,退则自己亦不会败。(杜绝了自己大败的可能)
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
如果是击溃战,则我方力量调用不足,时机不够有利,则可能反被对方打个歼灭战,结果就得了个大败的最坏可能性、引起后续的一系列副作用连锁反应。
例子7,优待、释放俘虏,进则使其投降,退则使其减少抵抗、甚至带人来降。
例子8,复盘事件归因时,归因于策略错、环境中缺乏了什么东西、使用的主义错和执行的路线错,这种归因,进则可以纠正诊治一大批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退则可以学会、理解策略、环境、主义和路线,并了然这些东西的归宿。
这些策略,都留有足够的空间,有进的空间、有退的空间,只要处在这个空间内,都是能获益的。如此对手焉能不败。通过各种主动执行,务使自己处于这个主动权空间内。
所以,用这两个原则来审视自己的策略和方案,只要是符合的,就是好的,只要是不符合的,就是不够完善的。如此,自己焉能不成,对手焉能不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