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耳山中发源的一条小河，从丘壑密林流向人烟稠密的乡野，灌溉了一方沃野，推动着无数台舂米的水碓。木水轮运转的吱呀声，伴随着单调的杵臼敲击节律。然后，河水被人工渠分为两道，继续缓缓向东，流过一座绿荫笼罩的巨大都市脚下。那些水碓舂出的白米或黄米，就是城市居民碗中的每日三餐。灰色的城墙安静而倨傲，包裹着王朝的中枢生活地带。它呈不太规则的长方形，南北近四公里，东西近三公里，有十二座城门。和今天北京的二环内（明清两朝的都城）相比，汉洛阳城面积还不到它的四分之一。但这是一个人口从未能超过六千万的王朝，在萧条年代人口还会低落到两千万。刘秀皇帝营建的都城已经适用，也足够宏壮，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陌生人嗟呀感叹一番。两道河水在城东相聚，继续东流，汇入了一片黄浊奔涌的大水。这是黄河。大大小小的舟船从黄河里驶来，逆流到洛阳东城外。脚夫们扛下满船麻包，靠着这些远来的稻谷，上游的水碓才能终日忙碌而充实。 计吏 这是初冬的季节。清晨，靠近岸边的河水会结成一层薄冰，把几片落叶定格在上面，然后又消融在阳光里。对于一个农业王朝来说，这意味着进入了“农闲”季节，最多数的人可以从春种秋收的忙碌中解脱一下了。而王朝的另一面，“政治生活”，却随着转冷的天气活跃起来，征收赋税、兵员——新兵正在训练时，老兵们也在收拾行李准备回家。从游商小贩到村塾先生都开始出现了，因为他们大多数也是兼职的农民，秋粮入仓之后，才可以进入另一种生活或者消遣。于是，一列列有些怪异的队伍（至少在京城居民的眼里）从四面八方走来，汇集到洛阳城中。每个队伍都有一两百人，驱赶着几十辆牛或骡马拖曳的大车，也有少数女子混在男人群中，坐在车帮上，眼神里藏不住好奇。每个队伍都有自己的主管，令行禁止，旅行者们必须压抑初到新世界的探索冲动；他们都有自己的方言，对洛阳居民来说，有的方言很容易听懂，说明来自不远的华北各地；有些几乎完全听不懂，那就可能是遥远的边塞之民了。有些队伍甚至来自遥远的岭南热带地区，比如日南郡（今越南北部），在那里，有时太阳会运行到北天，投下的影子指向南方。季风吹着他们的海船飘向东北，在青州（山东半岛）弃舟登陆，然后换成大车，向洛阳赶来。 这些队伍的长官都是“计吏”。按照汉王朝律法，每个季度，每个郡都要把自己的运营动态呈报朝廷：财政收支账册、断狱判决文书、水旱晴雨簿和农作物的长势、民间杂七杂八的“谣言”（这不是谎言，而是百姓最近流行歌谣里反映的舆情）……年终这一次，最为隆重。每个郡的长官，都要选择一位最老练、忠心的下属负责此事。这位计吏的年俸——同时也代表行政级别——往往是“三百石”，他可能主管过本郡的人事、财政、公文、司法或者治安，对本郡山川、物产、民风、政情了如指掌，最好还懂一点古典的诗书学问，当然，还要去过京城，熟知当朝政要和那些大大小小的府邸衙署。除了向朝廷呈报公文，接受皇帝和大臣的质询，计吏们还要非正式地拜访朝中的乡党，尽量为本郡争取一点优惠政策，计吏本人也能享受近水楼台的各种便利。王朝有一百余个郡（包括郡级的王国），所以，每到寒霜履冰的季节，一百多个队伍便从四面八方涌往洛阳城。本郡征收的钱粮赋税，有些留在本地，有些正在用车船缓缓运往京城，或者卸载在途中指定的官仓。但每个计吏队伍还驱赶着自己的大车，里面除了公文、行李，还有本地特产，作为制度之外的礼物敬献给皇帝，以及在朝中的乡贤。洛阳城位居“天下之中”，十二座城门通向王朝的各个方向，似乎昭示着皇帝和朝廷的君临天下，持平中外，无远弗届。但计吏队伍们都偏爱洛阳东南角的城门进城：南城最东侧的开阳门，和东城最南侧的耗门，十丈高的“双阙”如怀抱张开，城门楼让一切来客显得渺小。他们到达都城的第一件事，是向坐落在城东南的丞相府（东汉已经改称“司徒府”）报到，呈上各种文书，听候随后的安排。朝廷为各郡计吏准备的办事处和住宅，也设在洛阳城东南角，每个郡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宅院，“邸”，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街区，称为“百郡邸”。（上千年来，洛水改道，已经冲毁了汉洛阳城的南端，无处考古。所以很抱歉，我无法提供关于南城各种官署和百郡邸的更多信息了。）每到这个季节，洛阳的商贩和土产收购商，也在百郡邸的街道上招摇过市，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商机。
帝京 计吏们要约束好自己那些好奇心勃发的下属，同时也要给一点假期，让他们领略一下帝京的繁华、壮丽——严格来说，这些并不专属于洛阳城，而是属于皇帝和整个王朝，就连这些远道而来的计吏队伍，也是王朝行政和典礼必不可少的一环。帝京洛阳，只是这一切的总化身：从皇帝到万民。东汉洛阳城的布局，从西汉的长安城翻版而来：两座庞大的皇宫，南宫和北宫，坦然占据了居中最大的面积，其他的官衙府邸、民宅里巷、市场，只能凌乱而局促地安置在四边四角。在每一座城门下，大路都分为三股：最中间是“御道”——朝廷专用的快速通道，只有皇帝家族和朝廷机要人员可以在上面策马驰车。御道两侧，被一米高的矮墙隔开，才是万民的大道。每条道路都能容纳三辆马车并排行驶。路边种植着整齐的行道树，最多的是国槐，每年春天，无数绿色的小虫子从枝头悬丝而下，落在匆匆行人的肩上；入夏时开花，气味浓郁混沌，介乎于香和臭之间。还有很多榆树、柳树、杨树，飞絮落花，是洛阳必不可少的仲春景致。进入城内，大路被高峻的宫墙阻断，许多街道只能贴着宫墙延伸、转折。距离宫墙一里之遥，弓箭、弹弓都被严厉禁止。如果有人斗胆朝宫墙里射出一支箭，会换来一次刑场里的示众表演，他的全家老幼都将被流放到数千里外的蛮夷之地，或者，沦为那高大宫墙之内的贱民。南宫是皇帝日常办公的地方，一些最为机要的朝廷部门也设置在这里，北宫则是皇帝的后宫和后花园。一条东西向的大街隔开了南北两宫，但有全封闭的过街天桥（复道）沟通两宫，皇帝经常坐着宦官抬的简易小轿子（御辇）穿过复道，往返于两宫之间。偶尔，复道上面的小纱窗会打开一半，一双好奇的眼睛，偷偷窥视车马人流的大街。可惜距离太远，行人没法分辨那双眼睛的主人是男是女，不过最大的可能，它属于丧失了男性功能的宦官。因为复道内的警戒也由宫内宦官负责。 除了远远瞻仰一下巍峨宫阙，逛逛城内外的几个大市场，新来者也可能探索一下帝京巷陌里的狭斜去处，见识点比家乡高端的娱乐文化，积累一些更私人的记忆；或者，被不幸地敲诈掉一笔钱，他们会把这些归入另一个认知范畴，与庄严的皇帝和朝廷全然无关。当他们回到家乡，这些见闻会和朝堂那部分一样引人入胜。在洛阳，计吏们并非邮差一样的匆匆来客，而是要在这里度过整个冬天。农闲季节里，朝廷谋划的大事更多，这些各郡的代表，将参加很多重要的朝廷会议，他们代表各自家乡提供的各种咨询建议，都可能被吸收到朝廷决策中去。当然，计吏们的心情并不一样。赋税收入高于往年、治安良好的郡，计吏会格外意气风发，行动招摇；另一些人则只好低调一些。在新年的第一天，整个朝廷要到城北，参拜光武帝刘秀的陵墓，皇帝带领朝臣向先帝绣像叩拜行礼，然后各郡计吏走到最前方，向先帝报告本郡一年来的政绩、新闻。三百石的计吏们，才是这场新春谒陵大典的主角。皇帝、朝贵、王侯们都要充当陪衬。个别人因为表现得过于出色，甚至获得了朝廷任命的新官职。某年，在计吏们参拜朝廷的典礼上，皇帝忽然发现一人形貌英武，谈吐不凡，而且恰好尚未成婚。于是，这个人成了皇帝的女婿。还有更戏剧性的趣闻。某年，京城里出现了一种陌生的雀鸟，当朝宰相（三公）洋洋自得，说这是自己的政绩感动了上天，所以降下了神鹊之祥瑞，希望皇帝能给自己更多荣耀和嘉奖。这恰好是入冬季节，几位来自遥远西部的计吏认得这种鸟，在他们的家乡，这鸟根本没什么稀奇的。朝野上下为此开心了一段时间，以至老宰相有些纳闷，怎么皇帝、同僚们见到自己的表情都有些莫名的怪异？ 太学 计吏和他的几位主要助手之外，其余的随行者们就清闲多了。其实随行而来的一些人只是公差们的亲朋，并没有公职，他们要借这机会去京城见见世面，进行一些私人社交或贸易。公差们有郡府颁发的因公通行证，随行人只能在各自的属县办理因私旅行证明，里面写着他们的乡贯、年龄、体貌特征、旅行事由和路线。他们也要自己承担旅行开支。跟着计吏队伍，能让他们多一些旅伴和安全感。但百郡邸不能向他们提供食宿，必须另找安顿。于是，他们融入了京城里的同乡圈子，这是一个更民间的世界。有些年轻人来京城求学，他们已经把本地乡塾先生的学问榨干了，四顾茫然，想聊聊诸子百家、文韬武略，也找不到合格的对手，只能到京城深造。王朝的最高学府太学，在洛阳城外的南郊，能看到南边洛水上的点点帆影。它紧挨着观测星象、解读上天旨意的灵台，说明王朝的意识形态和天道高远可以相提并论，神圣尊严；也意味着一旦战乱来临、坚壁清野，这里是可以放心舍弃掉的无关紧要之地。太学里有讲授儒家经书的“博士”（今天应该叫教授），大都是花白胡子的老儒，他们有分工，每人只能钻研和讲授一本特定的儒家经书，有朝廷俸禄，六百石，和中等县的县令同级，但编制人数从未超过二十个。求学的年轻人没有名额限制，也没有任何资格考试，他们必须自己承担食宿开支，以及给老师的学费。所以学子大都来自小康之家，有些甚至有奴仆伺候。当然，朝廷也会用某种方式表达对文教事业的支持，比如给太学建造免费的宿舍。到东汉后期，官建宿舍多达几千间，再加上周围赁屋而居的学子，太学社区已经扩张成了一个约三万人的繁华市镇。汉朝没有开科举考官的制度，这些学生借读书当官的意图并不强，学成之后，一般是回乡继续之前的生活，或者自己开办上一个小学堂。但伴随着东汉承平日久，攻读过儒家经书的人开始形成松散的社交团体，越来越关心当朝政治，并想把声誉高的“自己人”簇拥到显赫职位上去。年轻人到太学不仅是求学，也是融入到这个评论和干预朝政的氛围之中。有人到太学只是探亲访友，而非求学。在三万人的陌生城镇里打听一个人，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但在传统时代，同乡永远是最稳定的社交圈子。来访者可以先打听某州人集中的社区（王朝共有十三个州），然后是某郡、某县，熟悉的乡音越来越浓，最后是亲人相见。在京城，订做衣服是有点奢侈的消费，家人手作的衣服，永远是在外的游子们最常收到的，绵往往絮得比实际需要厚（除了岭南，这时还很少有棉花，充当棉絮的往往是蚕丝或麻纤维）。探亲者还会替一些同乡学子捎来家书，写在竹简木片上的寥寥数语，收信人能够阅读，但发信人往往是文盲，只能请人代笔，报平安、程式化的问候语言，实质性信息往往只有一两句。在更早的西汉朝，太学规模还没这么大，但西汉都城长安的驻军更多，专门有一部分从外地各郡分派到京师的驻军。每年冬间，是新老兵换防的热闹时节。为了答谢外地士兵们一年来的辛劳守卫，朝廷会安排他们观赏京师年节的盛大表演，皇太后或者皇后往往是劳军的最高代表，她们不仅代表皇帝，还代表了京城居民和普天下的女性。东汉实行了相对收缩的财政和行政体制，京城一般没有外地来的军队，洛阳和周边几个郡征召的士兵就够了。还有些外地来客的目的地，是更加神圣的去处：皇宫。 深宫 关于皇宫里的一切，流传着很多神奇的传说。想象皇帝用金镢头刨地的乡间愚民不必说，就连位极人臣的宰相“三公”，也对朝堂背后的情况不甚了了，更不用提女眷云集的北宫那边。西汉的时候，皇帝会特许个别官员“侍中宿卫”，伺候皇帝的起居，清谈解闷，陪玩一些俚俗的游戏。但东汉中后期，这都成了宦官的专利。除了皇帝，几乎再没有体质正常的男人能进入后宫。偶尔有对皇帝犯言直谏的大臣，上书说皇帝蓄养了数万佳丽，难免淘空身子和国库。其实哪怕在东汉最繁荣的后期，后宫的宫女和宦官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一万人（导致东汉解体的最后一次都城内战暴露了这个数字）。没办法，那是一个属于阉人和美女的隐秘世界，它的各种名单账册，由皇帝最信赖的宦官掌管，士大夫哪怕位极人臣，也不可能瞟上一眼。汉代的这些宦官和宫女，多来自王朝人烟最稠密的华北腹地。来自边远地区的极少，乡党关系排斥陌生的口音和习俗。这和后世的明清很相似（京九沿线的雄、霸、任丘地区，是明清宦官的主要产地），又和唐代完全不同（主要来自岭南）。这个宫墙内的隐秘世界，对文官集团抱着虚与委蛇的谦恭，同时谨慎保持着距离。它自身没有繁衍人口的能力，必须靠外界补充新人，有些男女因为犯罪或连坐“没入掖庭”，成为宫墙内的终身苦役，但这还远远不够。乡党关系悄然联通着宫墙之内与乡土世界。于是，每年都会有后备新人从各地悄悄送来，他们多是些家计贫寒的少年男女，和宫墙里的某位长辈有书信联系。计吏的旅行队也乐于带上一些这种同乡，毕竟，这些人日后可能成为有用的人脉资源。进入京城之后，这些人会打听摸索到高大宫墙之下某个不起眼的小侧门，报上某个名字，守门的士兵就不再驱逐他们，传话的小宦官会引来那位多年不见（也许之前从未见过）、在故乡有着诸多神秘传说的同宗长辈或乡亲。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他（她）们的户籍就在家乡永远注销，归入皇帝伟大光辉之下的阴影世界：掖庭。也许若干年后，家乡父老会流行起关于他们的传说，而他们的晚辈也会慕名前来。 孝廉 跟随计吏进京的，还有一种人：孝廉。他们是每个郡推荐给朝廷的后备官员。从字面理解，它包括两种人，孝子和廉洁的小吏，但多数还是郡里的各种小官员，因为得到郡太守的赏识，获得被推荐到朝廷的机会。汉代的大多数官员，都是从这个渠道出身的。（一个郡里只有两三位朝廷任命的正式官员，其他的，都是太守在本地选拔的低级吏员，朝廷不过问。）每年，每个郡有推荐两名孝廉的指标（和美国每个州的参议员数一样），但这只是平均数。各郡人口相差悬殊，孝廉指标和人口挂钩，所以最大的郡每年能推荐五个孝廉，小郡则每三年才推荐一人。这一年，沛国（郡级王国）的计吏队伍进入京城了。他们到洛阳只有约三百里，走从容一点，途中要歇宿四五天。一位骑马的年轻人颇与众人不同，他有价值不菲的车、马、鞍辔、衣装和用品，有见过世面的老练仆人——这主仆，显得对进京一路、乃至京师都过于熟悉，没有任何新奇、紧张、期待之感，也懒得向旅伴们炫耀；这是一种慵懒的世故与高傲，专属于京城高官家族出身的年轻人。他就是曹操，今年本郡国的孝廉之一。曹操的家乡，是沛国的谯县，但他在京城里也有家，他的父亲曹嵩，正是当今朝廷里两千石（郡太守级）的高官，少年曹操在京城生活的时间，可能多过在谯县。但他父子的户籍地还在家乡，所以曹操入仕仍要用沛国的名额。对于曹嵩来说，给儿子谋这么个出身很容易。曹操家族的显赫，从他祖父一带开始。曹操与（名义和法律意义上的）祖父曹腾并没有血缘关系，那是个早已过世的宦官，忠顺恭谨，当年深得先帝信赖，表现就是他获得了“亭侯”的爵位。对于文臣，即使官至“三公”，也未必能获得这种世袭爵位。老宦官曹腾是谯县人，于是从家乡找了个叫夏侯嵩的年轻人，过继成了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继承人，这就是曹操的父亲，曹嵩。曹嵩继承了这位宦官父亲的谨小慎微和见风使舵，眼下正官运亨通（虽然我们不清楚他此时是什么官，但他后来还升到了“九卿”和“三公”，朝中个位数的顶级高官）。知道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今年的二百来位孝廉之中，曹操几乎是最年轻的。当然，如果家族更加显赫，也不必走孝廉的入仕途径，比如曹操的朋友袁绍，就可以直接到皇宫担任郎官，不用和同乡们争抢那有限的孝廉名额。 同一年被举荐的孝廉们，互称“同年”，会形成一个社交圈子，这和后世科举的“同榜进士”很像。熹平三年（174年）的这些同年孝廉们，一道参加了朝廷安排的诸多活动：司徒府组织的一场考试，内容是儒家经书或朝廷律令二选一，试题并不难，一般是要求默写出一段经书原文，或按标准格式写一篇政府公文，它并非选拔性考试，只是确保新孝廉们不会过于不称职。然后是参见皇帝，聆听三公等高官的欢迎讲话，参观朝廷和各中央官署，见识一下最高行政中心的运作过程……代表皇帝招待这些新人的，经常不是司徒府官员，而是更接近皇帝的代表：尚书和尚书郎，他们品级不高，但谈起和皇帝有关的信息来，显然比司徒府的人更胸有成竹。这会让有些从远方来、没太多行政经验的孝廉吃惊。因为在民间的版本里，以丞相（司徒）为首的三公才是最高的大臣。有人私下准备了长篇大论的“万言书”，要择机上呈三公甚至皇帝，显示自己的经世济民才能，和匡正天下的道德雄心。曹操等人对此报以无言的轻蔑。公开表现得过于热衷“政治”，大谈政治的那套“显性”规则，梦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在官宦子弟看来，这都是不入流的乡下人。朝贵子弟更喜欢在酒席娱乐中聊起各种内幕和潜规则，而且应该是漫不经心的。 西人之子 同年孝廉们还有一系列联谊的饭局酒会，互相宴请，大都在各自的郡邸内举办，这里有各地不同风味的食材和厨师手艺，算是京师里难得的盛事。（相比之下，计吏们不敢这么公然的隆重结交，因为王朝对于官员“结党”有诸多禁忌。）对于曹操这种在京城长大的显贵子弟，这些活动倒更有吸引力，大家在朝堂官署里面，互相看到的是作为士大夫官员的共性，而这些交际宴会上，看到听到更多的是各地方的特性。曹操眼里，这些同年们不仅土气，年龄上还基本都是他的父辈。但他们仍能带来新鲜感。生长在京城的二十岁曹操，本来已经觉得世界和未来没什么新鲜了，但这些鬓发开始花白的同年们，却一个个对事业前途充满希望。因为他们谈起了各自家乡的民风、政情，王朝幅员辽阔，各地居然如此不同！岭南迟钝的乡愚们需要教化；海船因风暴倾覆过多，通往淮河的水路亟需整治；辽东部落似乎又有离心的动向；冀州（河北）诸郡有人遇仙得道，善治各种疾病，且训导民众有方，可助朝廷教化，但也有人说他们是邪教……江南吴郡（今苏州）的孝廉带来了新的故事：一位自称“阳明皇帝”的妖贼聚众数万，横行江浙两年之久，今年刚刚被本郡的武官讨灭了，据说这位武官十七岁时，曾经独身击退了一群海盗，太守正为他申请朝廷嘉奖，也许能获得一个县长任命。可惜他生在江南偏荒，无可用武之地，注定沉迹下僚，如果在北方长城线上，他肯定能建立封侯功业！他的名字叫孙坚。 各位孝廉之中，有一位来自凉州金城郡（今兰州）的韩姓老者，他带着儿子来到了京城。曹操对这对父子颇有兴趣。因为在东汉人眼里，凉州（今甘肃、青海）屡次发生大规模的羌人叛乱，是最为动荡危急之地。百年来，大规模西羌战争已经发生过好几次，每次都耗时数年，甚至十几年，师老兵疲，靡费钱粮。最危急的一次，羌人兵锋距京师只有百里之遥。就在五年前，朝廷刚刚平定了一次羌人叛乱，战争耗时三年，开支数十亿钱，而这，还是几次西羌战争里打得最顺利的。年轻的曹操血气方刚，一直把这次平羌的将领段颎当做偶像，幻想再发生一次和西羌的大战，自己能挂帅出征，得胜封侯——曹操注定能继承祖父和父亲的亭侯爵位，但靠战功可以提升爵位，比如变成乡侯或者县侯，这是最稳定的经济收入，更是荣耀。东汉人常说，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生活在西部边陲的人，肯定是长于弓马的豪杰人物。但韩家父子，以及凉州诸郡来的计吏等人，似乎都不是京城人想象中的嚣张武夫。他们的口音似乎有点鼻塞，语速稍慢，思维和表情似乎也有点迟钝，坦诚而少戒心。也许，这就是所谓西部“忠厚长者”的样子？曹操这么宽慰自己。给曹操印象最深的，是韩氏父子对皇帝和朝廷的赤忱之情。曹操在京城官宦之家长大，对政界各种内幕丑闻早耳熟能详（甚至包括从今上到各位先帝的很多私生活不宜公开之事）。朝廷就是个官场，是金钱、欲望和女人，腐烂又堕落，急需一场风暴来洗涤。这几乎是京师人默认的天经地义。但在韩氏父子心中，朝廷就是一切正义、人伦和秩序的化身，是万民的生活准则和精神归宿。他们难以容忍任何对朝政内幕的小小揭露，努力而笨拙地试图做出另一套解释。数百年后，杜甫那句“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更接近韩氏父子这种极具向心力的凉州人。也许，西部的汉人生活在羌人的威胁之下，才会如此仰赖朝廷，以至于把它看做精神的寄托吧。曹操暗想。无论如何，韩氏父子带给了曹操一个全新的西部世界，他们讲述的羌人，甚至也不像内陆人想象的那样青面獠牙，而是一群倔强而淳朴的化外之民——似乎是对这个堕落都城的一个遥远的嘲讽。新孝廉们的人生刚刚开始。 若干年后，西部再次发生了羌人叛乱，或者说，羌人和当地汉人的联合叛乱，老韩孝廉那时已经去世，儿子韩遂居然投身其中，成了一位重要头领。这消息让曹操惊骇莫名。西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韩遂到底经历了什么？叛军一度攻入关中，威胁潼关要塞。曹操在想象，如果是自己挂帅西征，在阵前遇到韩遂，又会如何？再若干年后，天下分崩。曹操掌控了汉献帝的朝廷，是名义“汉朝”的丞相，他带兵西征平叛。而韩遂，彼时已经成了西部叛军的最高统帅。两军阵前，剑拔弩张，万众瞩目，铁马踢腾。两人策马相见，须发都已皓白如雪。居然谈起了三十七年前在洛阳百郡邸的酒宴，已经作古的韩老孝廉，那一年风流云散的故人旧友……唏嘘，开怀大笑，远处的军将们看不到两人眼角飘零的泪滴。洛阳一别那年，多数士兵们还没有出生。随后，韩遂军被曹军打得落花流水，作鸟兽散。 那时的洛阳城已经不复存在了，它被董卓将军的一把大火烧成了灰烬瓦砾堆，然后变成了残破城墙环绕的莽林。到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叡时，已经大规模重建了洛阳城，但洛阳城外的莽荒丛林仍然无法耕垦，倒方便做了皇帝的猎苑。魏明帝甚至有发展野生牧业的想法，等郊外丛林中的野鹿繁衍多了，调动军队进行一场大规模围猎，应该可以获得几十万只鹿，全国一年的军粮不用发愁了。但有大臣报告：有各种肉食动物在和陛下争夺资源，洛阳郊外生活着约“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这些肉食动物每年猎杀的鹿约十二万只……（《三国志·魏书·高柔传》）一个人的寿命里，可以经历一轮重大的山河改易，王朝兴衰；但他的心灵，承载不起冲击、摧残。过多过频繁的变故，只能造成麻木和沉沦。在汉末战乱里，一位将军和部属们只能靠人肉为食，而在进入洛阳相对承平的岁月之后，朝廷同僚们喜欢在他的马鞍子上挂满骷髅来取乐……这里讲述的历史，是国人曾经历的事实，用生命写成的史书，包括年轻的曹操，见证他长大的洛阳城。三国演义家喻户晓，百家讲坛妇孺成诵。但它们，他们，她们，似乎从未真正讲述给公众，给社会，给你。我们还不急于讲述那个莽荒而凄美的乱世洛阳。我们将从她安闲富丽、物欲横流、踌躇得志的盛年开始。正如你的眼睛从屏幕上移开，看到的这个安闲富丽、物欲横流、踌躇得志的美好世界。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