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博物馆筹建于1953年，坐落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风景区，占地面积81909平方米，建筑面积49611平方米，展厅面积13427平方米，有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乐器陈列馆。

馆藏文物26万余件(套)，以青铜器、漆木器、简牍最有特色，其中国家一级文物945件(套)、国宝级文物16件(套)。除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郧县人头骨化石、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为该馆四大镇馆之宝外，又新增曾侯乙尊盘、云梦睡虎地秦简、虎座鸟架鼓、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石家河玉人像、崇阳铜鼓六件文物为新晋“镇馆之宝”。下面大家一起欣赏一下馆藏十大镇馆之宝吧！

一、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是战国早期的一套大型礼乐重器，据今2400多年，为国家一级文物，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1977年9月，某部队在湖北随县（今随州）擂鼓墩平整山头、兴建厂房时，偶然发现一座战国早期大型墓葬，墓主人是一位名叫“乙”的曾国国君，墓中文物共出现了208处刻有“曾侯乙”字样的铭文，因此习惯上称墓主人为曾侯乙，而这座墓葬墓也更常被称为曾侯乙墓。此墓葬总面积达220平方米，共出土了15000多件文物，其中曾侯乙编钟出土于此大墓中的一号墓。

曾侯乙编钟中“曾”是指曾国，也叫随国。是西周初期周天子分封镇守南方的重要邦国。“侯”是爵位，“乙”是名字。其始祖为赫赫有名的周朝开国大将军南宫适（kuò）。曾侯乙即曾国诸侯王，姬姓，氏南宫名乙。

编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兴起于推行礼乐制度的西周，盛行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至秦汉初期。

青铜铸造的钟纽形制不同，因而有“铙”、“铎”、“鎛钟”、“甬钟”、“钮钟”等不同称呼。商代的钟为三枚一套或五枚一套，西周中晚期有八枚一套的，东周时期增至九枚一套或十三枚一套。而曾侯乙编钟有钮钟十九件，甬钟四十五件，外加楚王送的鎛钟一件，共六十五件。

曾侯乙编钟的钟架高大，由长短不同的两堵立面垂直相交，呈曲尺形七根彩绘木梁两端以蟠龙纹铜套加固，由六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八根圆柱承托，构成上、中、下三层。

编钟分三层八组悬挂在钟架上：上层3组为钮钟，19件，立柱是圆木；中层3组为甬钟，33件，分短枚、无枚、长枚三式；下层为两组大型长枚甬钟，12件，另有大镈钟1件。中、下两层的立柱，每层都为三个铜质佩剑武士，钟架可以拆装。编钟最大者通高153.4厘米，重203.6千克，最小者通高20.4厘米，重2.4千克。钟体总重2567公斤，加上钟架（含挂钩）铜质部分，合计4421.48千克。

在曾侯乙编钟的钟体、钟架和挂钟构件上，共有3755字铭文。这些铭文不仅标注了各钟的发音律调阶名，还清楚地表明了这些阶名与楚、周、齐、申等各国律调的对应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在这六十五件曾侯乙编钟里有一件与众不同、自成一体的镈钟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镈钟镇部镌刻有31字的铭文“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时用享”。

其意思是说，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年），楚王熊章从西阳回来，专门为曾侯乙做了这件镈钟，送到西阳，让曾侯永世用享。铭文的内容与其他钮钟、甬钟的铭文内容完全不同，没有一字涉及乐律方面，说明镈钟与曾侯乙编钟无关，原本就不是一套，可能是下葬时临时加进去。经研究，学者们发现，镈钟把下层最大的一件编钟挤掉了，将其悬挂在最显眼的位置，表示对楚国的尊重。楚国给曾国送如此厚重的礼品，说明曾楚两国的友好关系非同一般。

从楚惠王送给他的一件青铜镈上的三十一字铭文和通过对其尸骸的碳14测定，可以推定曾侯乙的死亡年代在公元前433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他死时年龄在42―45岁之间。综合考察其他材料，曾侯乙应当生于公元前475年或稍晚，约在公元前463年前后成为诸侯王，在位约三十年。出土文物表明，曾侯乙生前非常重视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兴趣广泛，同时也是擅长车战的军事家。

编钟用了浑铸、分铸法铸成，采用了铜焊、铸镶、错金等工艺技术，以及圆雕、浮雕、阴刻、髹漆彩绘等装饰技法。全套编钟装饰有人、兽、龙、花和几何形纹，以赤、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显得庄重肃穆，精美壮观。

编钟出土时，在近旁还有六个丁字形彩绘木槌和两根彩绘木棒，是用来敲钟和撞钟的。全套编钟共有五个半八度，十二律齐备，可以旋宫转调，音列是现今通行的C大调，能够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乐曲。曾侯乙编钟的奏响，表明战国时代我国已具有完整的十二乐音体系，打破了过去认为十二律是古希腊传来的说法。

演奏时，需要两名乐师站在钟架内侧，手持长木棒击打下层的低音甬钟，还要三名乐师站在钟架外侧，双手各执一个丁字形木槌，敲打中、上层的钟，发出中音和高音。编钟出土时依然悬挂着，音律仍十分准确。

学术界一致认为，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更有学者将曾侯乙编钟与兵马俑并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战国曾侯乙编钟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在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02年1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为国家一级文物。

二、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是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器，距今2400余年，国家一级文物，1965年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望山楚墓群1号墓出土，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1965年12月，湖北江陵为抵御旱灾，准备在荆门漳河上修建一条大型水渠。在施工过程中发现此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墓葬群。因墓穴数量庞大，前后大约有五十几座，专家又将此处命名为望山楚墓群。

在发掘中，考古人员在一具内棺尸首骨架的左侧，发现一把装在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剑。这把青铜剑剑身修长，有中脊，两刃锋利，前锋曲弧内凹。剑长55.7厘米，剑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总重875克。剑身遍布黑色菱形的几何暗花纹，正面刻有清晰的“钺王鸠浅，自乍用鐱”八个字。

在剑格的正面还用蓝色琉璃，反面用绿松石镶嵌成精美的花纹，剑柄又用丝绳缠缚，尤其是剑首内部还用了间隔只有0.2毫米的11道同心圆进行了装饰。

剑上的铭文是用“鸟虫书”所书写的。所谓鸟虫书，又称虫书、鸟虫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于南方诸国的一种文字。经分析，“钺王”就是越王。“鸠浅”二字经推断是越王勾践的本名。“自乍用鐱”表示是其亲自监工并佩戴的。所以专家认为此剑主人应是越王勾践。

勾践，也做句践，姒姓，本名鸠浅（越国与中原各国语言不同，音译为勾践），会稽人，春秋时期越国君主，春秋五霸之一。因其“卧薪尝胆”的典故，勾践如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惧怕失败与屈辱，敢于拼搏的楷模形象。

剑是勾践的剑，但据考证此墓的墓主人乃是楚国的下大夫悼固，他是楚悼王的曾孙。对于越王勾践的随身佩剑为何横跨千里出现在楚国？但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而现在最为普遍的说法尚有两种。

一种是嫁妆说，勾践曾把女儿嫁给楚昭王为姬，因此这柄宝剑很可能作为女儿的嫁妆来到楚国；第二种猜测认为，楚灭越时缴获了这把宝剑，并将此剑带回楚国。

越王勾践剑虽历经2400余年，不但保存完好，几乎没有锈迹，而且锋利无比，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剑”。

刚出土时有莽撞的好事者伸手去拿剑，不料手指碰到剑刃上，竟划出了一道口子，鲜血立刻流了出来。后为测试其锋利度，有人曾做过多次试验，以二十多层报纸叠起来，然后用这把剑劈刺，其结果竟然是层层报纸瞬间碎裂。

越王勾践剑能历经千年而不朽，为此专家曾怀疑这把剑究竟是不是春秋战国的产物。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各方专家通力合作对其进行了专业鉴定。检测结果显示，越王勾践剑的剑身的主要成分包括83.1%的铜与15.2%的锡，而剑刃则是80.3%的铜和18.8%的锡。结果显示这把剑的两个部件金属含量不同，证明越王勾践剑乃是一柄复合剑。也就是说剑身与剑刃是分别铸造，然后再焊接而成。而两种元素都是不容易氧化的元素，尤其是主要成分铜，是一种不活泼的金属，非常不容易发生腐蚀，另外还含有少量的铝、镍、铁以及硫等元素所构成，而且由于剑的各个部位的作用不同，因此构成各个部分的元素的比例也不同。

这把剑最令人吃惊的是，剑的周身镀有一层铬。要知道“镀铬技术”算起来应该是近代产物，公认的是1937年的德国人发现，1950年在美国首次申请了专利。而越王勾践剑的出土，不仅证明我国镀铬技术比德国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明镀铬技术要领先两千多年，同时也证明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超前智慧。

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之后专家又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了类似技术。据说在一尊兵马俑下压着一把剑，当工作人员搬开陶俑后，这把被压弯了千年的剑居然自动复原伸直。后经专家鉴定，“兵马俑”身下这把剑也采用了剑身涂铬技术。由此专家得出一个结论，早在秦代之前，我国就有“镀铬技术”存在，可到了汉朝之后这种技术不知为何凭空消失了。

越王勾践剑一经现世，就引起世人高度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1994年赴外参加新加坡“战国楚文物展”时，不幸遭到人为破坏——由于主办方操作不当，使一块柄板卡在剑刃上，就此留下一道长7毫米、宽1毫米的印痕。此后，越王勾践剑只在国内展出，于2019年3月被正式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之中。

三、曾侯乙尊盘

曾侯乙尊盘是由尊与盘两件器物组成的一套战国早期酒器。尊是盛酒器，盘是盛水器，尊置于盘中，是用来冰酒或者温酒的。1978年在湖北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中出土，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尊通高33.1厘米，口径25厘米，重约9公斤；曾侯乙盘通高24厘米，口径57.6厘米，重约19.2公斤。全套器物通高42厘米，口径58厘米，重约30公斤。

曾侯乙尊盘装饰纷繁复杂，铜尊上是用34个部件，经过56处铸接、焊接而连成一体，尊体上装饰着28条蟠龙和32条蟠螭，颈部刻有“曾侯乙作持用终”七字铭文。铜盘盘体上共装饰了56条蟠龙和48条蟠螭，盘内底刻有“曾侯乙作持用终”七字铭文。

尊盘通体用陶范浑铸而成，尊足等附件为另行铸造，然后用铅锡合金与尊体焊在一起。尊颈附饰是由繁复而有序的镂空纹样构成，属于熔模铸件。

其出土时尊置于盘上拆开来是两件器物，极其别致。

尊敞口，呈喇叭状，宽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饰玲珑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纹，形似朵朵云彩上下叠置。

尊颈部饰蕉叶形蟠虺纹，蕉叶向上舒展，与颈顶微微外张的弧线相搭配，和谐又统一。在尊颈与腹之间加饰四条圆雕豹形伏兽，躯体由透雕的蟠螭纹构成，兽沿尊颈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长舌垂卷如钩。尊腹、高足皆饰细密的蟠虺纹，其上加饰高浮雕虬龙四条，层次丰富，主次分明。盘直壁平底，四龙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只方耳，皆饰蟠虺纹，与尊口风格相同。

四耳下各有两条扁形镂空夔龙，龙首下垂。四龙之间各有一圆雕式蟠龙，首伏于口沿，与盘腹蟠虺纹相互呼应，从而突破了满饰蟠螭纹常有的滞塞、僵硬感。

尊和盘上均有铭文显示，其为曾侯乙生前用器，故专家们将其命名为曾侯乙尊和曾侯乙盘，合称曾侯乙尊盘。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复杂、最精美的青铜器。

古代工匠用何种方法制作尊盘？现代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一派认为是失蜡法，一派认为是范铸和焊接工艺。鉴于这件文物的重要性和唯一性，专家们提出要对其复制，然后将复制品拿去博物馆展览，可是没想到却在复制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险阻，据了解，2006年曾有考古专家运用失蜡法，耗时近二十年复制了曾侯乙尊盘，但复制件在精湛程度和神韵上与原件尚有差距。

四、《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

《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于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该墓是由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在修建排水渠时发现的，经发掘该地是五十余座的秦墓群。

在这些秦墓中，编号为11的古墓，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据考证，此墓主是一位名叫“喜”的秦代官吏。喜在十七岁时服徭役，二十岁时在云梦一带做了个小官，二十二岁时当上了管理法律的官，后来还在二十九岁时参加了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战争之中，在四十五岁时去世。喜曾先后担任令史、狱史、御史，这在当时都是管理警政、司法的基层官职。＂喜＂下葬的时间，大约在秦始皇三十年即公元前217年，这个时候，秦已经统一了中国。

在＂喜＂的墓中，工作人员发现了大量竹简，这些竹简后被命名为睡虎地秦墓竹简，又称睡虎地秦简、云梦秦简。

这些秦简中，相对完整的达到了1155枚，另外还有80片残缺的，总共记述了4万字。整简一般长为23到27厘米，宽为0.5到0.8厘米。上面的文字是墨书秦隶，写于战国末期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公元前217年（秦始皇三十年）。原本是用细绳串联，只是细绳已经腐朽，顺序也都散乱了。后来经分类整理为十部分内容，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以及甲种、乙种《日书》。其中《语书》《效律》《封诊式》《日书》为原书标题，其他均为后人整理拟定。

秦简的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为研究秦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秦简《封诊式》是世界上最早的刑事侦查书籍。《封诊式》是关于查封与勘验程序式的一部书籍，共25节，3000余字，书中大部分内容均以案例为主，以文书格式出现，具体有审讯、犯人、抓捕、自首、惩办、勘验等方面内容。

《田律》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保护环境法律条文。《田律》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保护环境的条款，规定：早春二月，不许到山林中砍伐树木；不到夏季七月，不许烧草以及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许捕捉幼鸟幼兽，不能毒杀水生动物，也不能用陷阱或网捕捉野生动物及鸟类。

《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上还记载了缢死、流产、外伤检验等且还规定了检验缢死者的方法，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法医记录。秦简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助于秦文化的深入研究。这批秦简中一半以上是关于秦代的法律的，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此外专家们还在秦简上发现一条关于＂失期＂的秦律。根据《史记》所载，陈胜吴广起义的源头，在于秦暴政对于平民百姓的虐待——史记原文写：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意思是说，陈胜吴广当时只是因为一场大雨耽误了行程，按照秦律是要砍头的。正是迫于此压力，陈胜吴广便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农民起义。但是，在云梦秦简中，对于“失期”的记载如下：“御中發徵，乏弗行，貲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六日到旬，一盾；過旬，貲一甲。水雨，除興。＂意思是当朝廷征召不去的，最多不过惩罚两套铠甲的钱，如果是因为下雨等天气原因造成失期，是可以免除处罚的。也就是说，“失期”并不构成重罪，陈胜吴广也没有性命之忧。由此可知起义的原因有可能是陈吴两人编的一个借口。

云梦秦简中关于秦律的描写，其内容不仅极为详细，其可信度也相较于史籍更高。

如《日书》中有载：“小畜生入人室，室人以投受，挺伐杀之，所杀直值二百五十钱，可何论当黄二甲”。这里明确提出了对六畜（马、牛、羊、猪、狗、鸡）的保护，杀害小动物是需要赔钱的。

对于官牛马的饲养、放牧、管理、使用以及对管理人员的奖惩，秦律也全部都有明确的规定（见《厩苑律》、《仓律》、《司空》、《效律》、《秦律杂抄》），基本上，秦律几乎考虑到了在养殖畜牧的过程中，每一种可能出现的争议与问题。

秦简的出土，亦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隶的资料，反映了篆书向隶书转变阶段的情况。秦隶在结体上有自己特殊的时代特征，既有后世隶书的特征，又包含了篆书的特点。古人说：“篆之捷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从“快”这一意义上说，秦简为毛笔墨书，只有毛笔的运用，篆书的快写，才真正把中国书法向隶书的方向推进。

五、战国晚期漆木虎座鸟架鼓

战国晚期漆木虎座鸟架鼓也称虎座凤架鼓，2002年出土于湖北枣阳九连墩2号墓。虎座鸟架鼓是战国时期楚墓中造型独特的漆器，多出土于楚国贵族墓葬，是文献所记载的悬鼓之一。

虎座鸟架鼓主要采用了油漆、圆雕、绘画等工艺进行创作。器物通高约136厘米，宽134厘米，两只背向踞坐的卧虎四肢屈伏于六龙缠绕的长方形底座上，虎背各立一只长腿昂首，引吭高歌的凤凰。

背向而立的鸣凤之间，一面大鼓悬于凤冠之下，两只小虎后足蹬踏凤鸟脊背，前足上箍鼓框。

该器物通体髹黑漆，饰有红、黄、银白多色彩绘，稳重的虎座与飞扬的凤架组成了一副绝妙的画面，生动活泼，色彩艳丽，既稳重大方，又气势飞扬，不得不令人叹为覌止。

战国晚期漆木虎座鸟架鼓作为一种可“悬而击之”的鼓，不仅具有乐器功能，它神秘的造型更具象征意义。一种观点以图腾崇拜为视角，楚人尚凤，凤鸟的装饰性造型在楚国出土器物中比比皆是，巴人崇虎，楚巴各自以凤和虎作为自己部落的图腾。在凤与虎的组合形象中，凤鸟挺拔，虎矮小蜷缩趴伏于地，凤足踏猛虎。根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和巴人连年征战，凤踏猛虎似乎可以理解为对楚人与巴人关系的象征。另一种解释以楚俗为视角，将楚人信鬼好祠的习俗与虎座鸟架鼓的象征意义相联系，楚人尚凤，凤鸟象征吉祥长寿，可以沟通天国和人间，虎座鸟架鼓应属礼仪之器——灵鼓，具有沟通人神、求福免灾的作用。

该器造型逼真，彩绘绚丽辉煌，既是鼓乐，又是一件艺术佳作，不仅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调，表现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且对邓城区域楚文化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六、郧县人头骨化石

湖北郧县人头骨化石是指在湖北郧县发现的两具人类头骨化石，分别于1989年5月和1990年6月发现。

社会发展史一开头就讲劳动创造了人，说最早的人是由古猿变来的，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劳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国原有一部科教电影《中国古人》，在这部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幅油画和模型，描绘着古猿怎样变成人的过程。远在一二千万年以前，人类的远祖———古猿，它们满身是毛，成群地生活在树上。由于大自然的沧桑巨变，古猿从树上来到地面，开始使用天然“工具”，从事萌芽状态“劳动”，使手脚进一部分化，渐渐直立行走。以后发展到能够制造工具，进行真正的劳动，并且产生了语言，形成了人类所特有的自觉的能动性，这就变成了人类。

人类从脱离动物界，已经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刚从古猿转变过来的阶段叫“猿人”阶段，再发展到“化石智人”阶段。化石智人阶段又分早期和晚期，早期化石智人又叫“古人”；晚期的化石智人又叫“新人”。当今国际学术界把人类发展统一归纳为四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为腊玛古猿阶段；第二阶段为南猿阶段；第三阶段为猿人阶段；第四阶段为古人和新人阶段。一、三、四阶段的化石，在我国均有发现，唯独缺少南方古猿化石。达尔文曾经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

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人类最可能的发祥地一是亚洲，一是非洲。在我国南部地区曾经发现南方古猿一类化石。”由于是“南方古猿一类化石”，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中国有“南方古猿”，为此，国际学术界曾断定：早期古猿曾在亚洲生活过，大约二三百万年前，一支去非洲，演化为南方古猿进而进化为早期猿人。而留在亚洲的一支，则演化为现存的大猿类，亚洲现有的人类只能由非洲过渡而来。

要改变这一论断，证明亚洲甚至中国也是早期人类的发祥地，而非从非洲迁徙而来，就必须在亚洲大地上找到第二阶段的南猿化石。多少年来，我国乃至整个亚洲的考古工作者、古人类专家都在竭力搜寻，企盼着南猿化石在亚洲某一个角落出现。

1989年和1990年，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原郧县）青曲镇弥陀寺村学堂梁子先后出土两具保存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经科学家鉴定此化石属于南方古猿类，是距今约100万年的直立人，被命名为“郧县人”。这两具头骨化石分别被列入“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两件文物因其完整性、稀缺性、重要性等特征，不仅在中国少见，即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罕见的，郧县人头骨化石的出土，在海内外学界引起轰动，它不仅直接撼动“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科学定论，而且填补了亚洲古人类发展缺环。贾兰坡教授高度赞誉郧县南方古猿化石的发现，称其意义可与“北京猿人”第一件头骨发现的意义相比。1992年2月，郧县人头骨化石荣登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杂志。

此外，从1998年郧县人遗址出土的九件手斧上看，＂郧县人＂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使用手斧的古人类。证实了生活在中国大陆上的古人类，至少在80万年前就开始使用手斧，这一发现改写了长期存在于西方学术界“旧石器时代中国无手斧”的定论。

七、元青花四爱图梅瓶

元青花四爱图梅瓶是元代时期文物，2006年出土于湖北省钟祥市明代郢靖王墓。

墓主郢靖王朱栋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三子，生于明洪武二十一年，母刘惠妃。朱栋出生本年，太祖已经年满六十。洪武二十四年，四岁的朱栋与其他未就封兄弟一起，被册封为亲王，封号郢王。经历太祖驾崩、建文削藩、燕王靖难等等大事。永乐六年，二十岁的朱栋，受成祖命就藩；于是携王妃郭氏及郢藩官属护卫等，前往湖北安陆藩地。朱栋在安陆只生活了六年，永乐十二年，二十六岁的朱栋薨逝，朝廷赐谥号“靖”，称“郢靖王”。朱栋死后一个月，王妃郭氏也自尽，为丈夫殉葬。

据史料记载，该墓建有红城墙一百二十七丈，大殿七间，各类厢房三十座，地面建筑十分宏伟。但该墓先在1937年遭侵华日军破坏，后自1999年以来连续七次被炸，盗洞最深达八米，其中二次炸穿地宫顶，地宫受损严重，墓室内文物保护环境遭到极大破坏。为此，2005年12月初，湖北省文物局决定对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墓中出土文物四百多件，其中以元青花四爱图梅瓶最为瞩目。

元青花四爱图梅瓶高38.7厘米，口径6.4厘米，底13厘米，小口外翻，短颈，丰肩，上腹圆鼓，弧线饱满厚实，底足微外撇。胎质厚重，有明显的接坯痕迹，浅圈足，胎质较松。釉色白中泛青，青花料色泽浓艳，有黑色苏麻沥青琉斑。

肩部绘凤穿牡丹缠枝，腹部四个海棠形开光，开光内分别画着四个历史文人逸事：王羲之爱兰，陶渊明爱菊，林和靖爱梅鹤，周敦颐爱莲。主题纹样上下均由细条卷草和叶瓣锦地纹分割，下面加绘了莲瓣尖与下部的变体莲瓣纹相结合。

元青花瓷又称元青花，即元代生产的青花瓷器。青花瓷生产于唐代，兴盛于元代。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

“四爱”之名也是颇有讲究，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喜爱兰花，兰花为传统寓言纹饰，古人以幽谷兰花喻隐逸之君子；

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酷爱莲花，莲花纹饰象征身居高位，廉洁奉公，而且莲与廉同音，意蕴“一品清廉”之意；

人称“梅妻鹤子”的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一生未婚，痴爱梅花的高雅和白鹤的飘逸；

东晋诗人陶渊明深爱菊花的傲霜品性，淡泊名利，向往美好的田园生活。

梅瓶属于青花瓷的一种，在明代即明代以前并无梅瓶一词，在清代的《饮流斋说瓷》中说道：“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痩骨相称，故曰梅瓶。”

当前世界上存有的元青花不足四百件，其中绘有人物及故事情节的更是凤毛麟角。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存世两件，都在武汉。一件在湖北省博物馆，另一件在武汉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这件是出土的，后一件是传世的，据说是早些年一位农民卖给文物商店的。

元青花四爱图梅瓶是一种釉下彩，青花料直接绘制在白色的素胎上，然后再上一层透明釉后，经烧制而成。它不仅反映出在元代我国青花瓷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同时瓶上的图案精致、人物形神兼备，自然逼真，使人们亲眼目睹了元代人物画的风彩，不失为一件装饰艺术和造型工艺融合成一体的工艺美术品。同时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也是进一步研究探讨元代青花瓷器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八、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

《车马出行图》，1978年出土于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距今已有两千多年。

据了解，1987年荆沙在建设铁路时发现一座古墓，考古学家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根据出土的竹简记载：此墓的主人邵陀，是楚昭王的后裔。官居楚国左尹，是除了楚王、令尹之外的第三大官员。出土的1935件文物（不包含楚简），创造了许多中国之最：保存完好的龙凤彩绘棺、迄今发现最早的折叠式木床、独一无二的彩绘凤鸟双连杯（鸳鸯杯）、第一只毛笔等。在这些令人惊叹的艺术品中，有一件工艺精美的圆形彩绘漆奁，出土时器身已经残破，但绘于漆奁侧壁的图画生动地描绘了公元前五世纪楚国贵族出行的场景，引起了史学界和美术界的极大兴趣。考古学家根据画面内容将这件国宝称为《车马出行图》。

《车马出行图》为漆地油画，以毛笔绘制在一件直径28厘米、高10.8厘米的圆形漆奁上。奁是古人的日常生活用品，相当于今天的梳妆盒。

这件漆奁为战国时期文物，通高10.4厘米，口径28厘米，胎厚0.3厘米，周长87.9厘米。漆木器。漆奁出土后外壁与漆胎分离，如果将外壁展开，会发现它是一幅长87.4厘米，宽5.2厘米的长卷通景画，

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用色最多的先秦绘画作品。它采用深红、橘红、土黄、棕褐、青色等彩绘了人物车马出行的场景。为了在有限的平面中合理布局26个人物、4乘车、10匹马、5棵树、9只鸟、2条狗和1头猪，古人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与创新，以5棵树分隔出4组互有关联的画面，首尾连贯，过渡自然，是为中国最早的“连环画”。

画面按其情节分为二部分：第一部分画着奔驰的车马、冠冕垂缨的贵族、随从和迎接者，表现的是出行途中的景象；另一部分由气宇轩昂的御者和即将出行的马车为主体，表现的是迎来送往的场面。概述图中26个人物或跑或坐，扬鞭催马，衣巾飞舞，犬豕腾跃惊吠，树木随风摇曳，共同构成了一副清新隽永的生活画面。

这幅《车马出行图》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通景连环画和世界上最古老的漆画，反映了战国时代的艺术品位和生活热情，对研究战国礼仪、风俗、社会文化具有深远意义。

九、石家河玉人像

石家河玉人像出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文化遗址。

这件文物迄今为止有着超过4000多年的历史，玉人像面庞写实，两眼倾斜呈倒置的八字形，鼻宽阔，口扁方微闭。器物展现了高超的琢玉技艺，同时散发着威严与神秘的气息。

石家河遗址地处长江中游腹地、江汉平原北部与大洪山南麓结合处的山前地带，面积八余平方公里，由四十处遗址点组成，是长江中游地区发现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遗址群，距今6500年开始有人类居住生活，距今4300年左右达到鼎盛时期，是距今5000年至4000年千余年间长江中游地区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最高文明代表。

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工艺水平超过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代表了史前中国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峰。在晚期墓葬中出土了数量颇为可观的玉器。上世纪80年代末发掘的肖家屋脊，在大型瓮棺中出土玉器100余件。而石家河玉人头像中大多为写实的正面像，个别为侧面像。正面像多数呈扁平长方形，也见少数圆雕作品。头像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冠帽和下部颈项常以较宽的横凹槽表现。其中，冠帽有平顶、扁圆和凸尖等多种形态。

十、崇阳铜鼓

崇阳铜鼓，是1977年湖北崇县几位村民在田间发现，它是我国至今发现时代最早的青铜鼓之一，这鼓的时代约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000多年。

经湖北省博物馆数位文物考古专家鉴定，一致认为此鼓可能是商代晚期遗存下来的战鼓，后被河道变迁所掩埋，这应与文献所载武丁征伐荆楚有关。崇阳铜鼓其实只是人们的俗称，它的学名叫做商代兽面纹青铜鼓，在一些报道中，也称它为商代饕餮纹青铜鼓。

铜鼓通高75.5厘米，重42.5公斤。由鼓冠、鼓身、鼓座三部分组成，仿木质皮鼓的形制。鼓冠做成马鞍形，中间有一圆孔可供悬挂时穿绳索用；

鼓身为现代腰鼓形，横置，有椭圆形鼓面，能左右敲击；轻敲鼓面，它仍能发出清脆的声响。鼓座是正立方体形，中空，并且与鼓腹相通。铜鼓鼓面无纹饰。其它部位均饰有云雷纹为主组成的饕餮纹，鼓身两端还饰有三圈乳钉纹。

据了解，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商代铜鼓仅两面，崇阳商代铜鼓就是其中一面， 是研究我国古代青铜艺术和奴隶社会礼乐制度珍贵的实物资料。它堪称绝世之珍品，可谓青铜的瑰宝矣，另外一面为双鸟鼍鼓，从纹饰上判断它属于殷墟晚期的器物，比崇阳发现的这面年代略晚，解放前就流失于日本，现藏于京都泉屋博古馆。

日本博物馆

据介绍，崇阳县发现此面青铜鼓和另外一面流入日本的商代铜鼓，鼓体基本一致，只是崇阳县的铜鼓顶部为马鞍形，而藏于日本的“双鸟鼍鼓”为双鸟相背。从这两面鼓的造型可见，商代的鼓与的鼓在造型上基本相同，说明鼓的器形在商代已经形成基本形制，并流传至今。不同的只是商代铜鼓多了钮和底座，这是不同安置方式所致。

崇阳铜鼓主要成分为铜、锡、铅，鼓身上有明显的陶范浇铸痕迹，从花纹上看，相比藏于日本那面铜鼓，虽线条粗旷，纹路不那么精美，却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铸造水准。鼓作为重要的礼乐器，从材质上划分，先后出现过土鼓、陶鼓、铜鼓，直到唐宋以后，随着皮鼓的广泛流行，铜鼓才逐渐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在少数民族，仍有一定存世量，并使用至今。

崇阳铜鼓是我国仅存的一面商代铜鼓，填补了我国早期铜鼓的空白，是一件极其难得的国宝，不仅成为楚文化符号的重要代表，也成为崇阳县的县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