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西嘉岛的西南部滨海地区，特别是非利托沙一带，耸立着六十多座高大的石刻人像。这些石像的历史已有三千五百多年，至今昂然屹立。例如，“非利托沙”四号石像高达三米，它的右股处雕有一把匕首，显得十分雄壮威武；“非利托沙”六号石像身穿盔甲，头盔的后面雕刻精细，肩带上还有用以保护肩胛骨的衬垫；“非利托沙”九号的石像颈部与肩部初具形状，而面部表情却非常清晰逼真。有三座石像柱曾被沙达纳人砸坏用以建造非利托沙的护城墙，现已搬移出来，恢复原来竖立的形状。
法国考古学家葛罗斯昂认为这些石像与埃及莫迪拿哈布神庙浮雕上的海盗形象有些相似。他认为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沙达纳人入侵科西嘉岛南部，攻下了非利托沙（与非利士读音接近），把那些石器时代的土著人赶到了科西嘉岛南部。这些沙达纳（大族夷）人建立自己的家园，并在村里的四周堆起大块的圆石，建成独特的圆石塔，并把这塔叫做“托里”，后来他们也因此被叫做“托里人”。“托里人”大概就是Dori人（即Dorians）。Dori人是高大的，塔比人高大，塔的读音很可能出自Dori人。托里很可能和汉语的塔同源。“多类”（tholoi/thlai）—圆形墓室—自公元前四千纪之初就在南土库曼出现。Dori、tholoi和圆有关，大概是圆头颅或圆脸（苹果脸）。这些沙达纳人公元前1000年左右匆匆离开科西嘉岛，他们大概移动到希腊去了（“托里人”极有可能就是多利亚人）。葛罗斯昂认为这些石像代表沙达纳的战士。
持反对观点的人认为，沙达纳人是个到处流浪的部落，所以他们的习惯是部落里死人后用火葬，并且不为死者立碑。有人认为，这些石像虽是沙达纳人的形象，却是科西嘉岛人建造的，其用意是把被杀死的敌方部落首领雕刻出来作为胜利的纪念。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制作这些石像的是远古时代的“伊伯利亚人”，他们在坟墓周围竖立一些方尖形石头，每一块石头代表死者生前所杀的一个人。这种代表死者所杀敌人的方尖形石头就是**石。后来这些石头演化成了耸立在墓前的石像。亚里士多德的记述表明伊伯利亚人Iberians最早在墓前立**石。科西嘉岛上的**石当是伊伯利亚人所立，同沙达纳人交战的科西嘉岛土著居民是伊伯利亚人。伊伯利亚人墓前的歼敌石形象是其敌人的形象，这些敌人是来自海上的海盗们（即沙达纳人）。
突厥人在武士的墓前也要树立石碑并称为balbal（亦作babas）。balbal意为“为代表杀死一名敌人而竖起的墓石”，译为“**石”、“歼敌石”。《周书·突厥传》称突厥：“葬之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数。”《隋书·突厥传》亦称：“常（尚）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蒙古和硕柴达木地区科克辛—鄂尔浑河所发现的突厥文墓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中的铭文充分地证明了以上记载。铭文说：“为我父可汗设立歼敌石，以匐职可汗石列其首”。“我杀死他们的英雄，我打算将他们立作歼敌石”。在碑文中歼敌石称为balbal。竖立balbal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功，以此表明墓主人的战功和业绩。立**石有追念其平生战功之意，反映了突厥以战为荣、骁勇尚武的风俗。墓主人已经消灭（完全征服）了这些敌人，战胜了他们的灵魂。突厥人的**石balbal有以被战胜的、杀死的和立像的敌人做为死者在彼世服役的仆人之意味。立石还有拴住这些敌人使这些被墓主杀死的敌人不致在另一世界为害墓主。
有些学者认为6—9世纪的突厥石人大都雕刻的是死者本人，是一种纪功性的荣誉；那些没有雕琢的“石人”（又称“立石”、“石标”）才代表被杀死的敌人，所以有的表现为一些个体肖像，有的自聚成群。比如蔡鸿生认为突厥石人像是死者本相，“我同意它是死者本人形象的主张”。如果突厥石人像代表的是死者本人，如果突厥存在为死者本人立像的习俗，那么葬在中原的突厥人中也该有这种习俗。但是迄今的考古发现中尚未在中原地区的突厥人墓葬中见到墓主本人的雕像；中国的史籍也未提及突厥人有为死者本人立像的习俗。突厥石人像当是被杀死的敌对酋长或英雄。在拜占廷的史料中提到突厥可汗葬时，要用俘虏的敌酋杀祭。只有这些重要人物才值得精雕细凿。这些石人像通常是被征服和被并入突厥国家的民族的汗的形象，他们的臣服形像与万物有灵论有密切关系，不仅表现为力图用被征服者的灵魂来增加死者的光荣，而且企图让被他征服的汗在阴间为他继续效劳。
**石分尖顶和平顶两类，古米列夫认为它反映了如下的民俗特征：前者代表草原居民的尖顶风帽，后者代表阿尔泰土著的平顶软帽。
除蒙古境内各个省区都有突厥石人像外，地处亚洲草原北界的南西伯利亚地区包括米努辛斯克盆地、阿尔泰边疆区和图瓦都发现了许多突厥石人像。中亚各国也是突厥石人像集中的地方，目前已知哈萨克斯坦发现石人四百余尊，吉尔吉斯坦发现石人超过百尊，乌孜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约发现十余尊，土库曼也发现有少量石人；年代属于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时期，与突厥统治中亚的史实一致，大约是公元6-8世纪。新疆境内的石人现已发现186尊，其中阿勒泰地区有78尊，塔城地区22尊，博尔塔拉地区27尊，哈密和吐鲁番地区20尊，阿克苏地区7尊，伊犁地区29尊。
唐昭陵寝殿前两侧列置“十四国君长石像”，象征侍立在宫阙两侧的“蕃臣”，他们大多是周边地方长官兼任唐朝的大将军或将军，除礼节上赠封的“波斯都督”外，实质上都是部落首领。据像座题名考证，任唐朝将军、大将军者八人，其余为本国王号或可汗号；其中有四人从未入过长安，二人为陪葬者。“蕃臣曾侍轩禁者”（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羊虎条）不能成立。立石的目的是“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获归化形状，而刻其官名。”（《唐会要》卷二十陵议）唐初陵墓只有昭陵、乾陵树立有大批外族群石人雕像，而此时又正是唐与突厥斗争、征服的最高潮时期。昭陵、乾陵树立大批外族群首领石人雕像表达了唐初皇帝要系住他们的强烈愿望。
突厥人称歼敌石为balbal，当是因突厥人是从bal人学来的立石习俗。bal人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立**石的伊伯利亚人。伊伯利亚人Iberians是一个肤色黝黑的古老民族。Iberians的词根是Iberi，I大约是a之音转，beri即蒲类也。蒲类是一个广布于亚洲、欧洲的民族。“蒲类海”音转为巴尔库尔，即今天的巴里坤湖。蒲类可音转为巴尔bar，亦能音转为bal，如喀布尔Kabul之布尔是（移民到南非的荷兰人自称为布尔Boers人）-pur之音转。balbal即barbar（柏柏尔）。bal亦蒲类也，这种立于墓前的石头因其发明者的族名而得名。草原上的石圈墓很可能是蒲类之墓葬。
早在公元前九或八世纪，具有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风格之动物图形的鹿石，就出现在蒙古高原、图瓦以及阿尔泰地区；而没有动物图形的石版则出现得更早。这些鹿石广泛地分布于东蒙古和外贝加尔湖地区。在西方，它们构成了考古综合物的一部分；在图瓦，则立于墓旁。远至奇塔都能见到它们，还见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南乌拉尔地区。据报，在高加索山地区发现了好几种不同的鹿石，并见于黑海岸畔奥尔比亚及第聂伯河沿岸的石版上。
鹿石实际上是一种拟人化的雕刻。圆圈是人的眼睛。鹿石中部的实线圈是腰带。腰带上悬挂有环首刀、十字镐等武器。所表达的形象当是武士。这个武士或代表死者本人。
鹿石上只有一个表示眼睛的圆圈以及上面的动物（主要是鹿），使人产生鹿石是垂饰的放大之联想。石器时代的人们佩带骨制项链的主要目的是将这些动物（或其灵魂）系住，使之受自己的掌握、控制。陕西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那个团团脸、鹰钩鼻、招风耳的人头雕像是在其顶部凿出一个大圆洞的，系上绳子后人像就是倒挂的。古人将敌人头像挂在腰间表示随时都将其系住、控制住的；这也是支配权的象征，表达了对系住的人和物的控制支配。古罗马人将缴获的腓尼基武器铸成一个柱子，柱子中间有腓尼基的战船，表达的是同样的愿望或魔法，那就是永久地将腓尼基的战船系住使之受到控制。鹿石和骨制项链一样，表达的是控制、奴役、支配的愿望。十二生肖同样表达了“系住”主题，表达了控制、支配这些动物的愿望，这也是老鼠这种讨厌的动物居然住上第一把交易的原因。鹿石是属于墓主人的，鹿石所代表的武士和上面的动物犹如所殉的人畜一样也是属于墓主供死者支配的，他们守卫主人的墓并在阴间继续为主人服务。鹿石与殉人、殉葬动物的用意是相同的。
公元前一千纪初，中亚北部的青铜时代草原畜牧者，完成了向各种形式的游牧生活的过渡（有各种各样的游牧群体，有牧马、牧羊、牧牛、牧鹿、牧豕、牧驴等等部落）。这是一种质的飞跃。骑马术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发明的。骑马术的发明促成了骑兵的产生，导致作战方式的革命。骑马术也缩短了空间上的距离，地区之间的接触交流急剧增加。武装骑士成为新时期的象征。鹿石出现于广大地区，从蒙古高原一直到保加利亚都能见到它的踪影。早期游牧部落的强大群体形成于公元前一千纪中叶。各地早期的游牧人文物具有若干共同的文化特征：他们具有类似的斯基泰型箭头，诸如嚼子、颊片等马具，与黑海斯基泰人及中亚塞迦部落一样的应用艺术，最后还有雕刻图形的鹿石。这种游牧文化就是斯基泰文化。
在东方，具有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风格之动物图形的鹿石，肯定属于斯基泰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图瓦之阿尔金Arjan古墓的年代要早于通常认可的东欧南部的斯基泰文化，它与伊朗古王济维耶的陵墓同样古老。在济维耶墓的若干文物中，发现了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的渊源。鹿石所提供的证据，无疑加强了主张整个斯基泰文化之动物风格起源于东亚和中亚的那些学者的观点。公元前六世纪，黑海地区的斯基泰鹿石被并无渊源关系的歼敌石babas所取代，实际上意味着伊伯利亚人在黑海地区成功地进行了扩张。亚洲的伊伯利亚又被称为东方的伊伯利亚，位于黑海与里海之间、科尔启斯Colchis之东、亚尔巴尼亚Albania之西、高加索山脉之南、亚美尼亚Armenia之北，“有人认为亚细亚的伊伯利亚人是欧罗巴的伊伯利亚人的祖先；另一些人认为亚细亚的伊伯利亚人是从欧罗巴的伊伯利亚人那里迁去的；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只是名字相同，而他们的风俗和语言不是相同的。”（阿庇安《罗马史》卷十二101）**石在黑海地区的出现标志着伊伯利亚人的到来。希罗多德在《历史》卷三93中提到在高加索的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第十四地区有“国王使所谓'强迫移民’所定居的红海诸岛的居民”。伊伯利亚人当是居鲁士或大流士一世强迫从红海诸岛迁徙来的移民。这些移民在高加索扎下根后便开始了象黑海地区的扩张。当有一部分伊伯利亚人向东迁徙进入中国并成为后来突厥的一部分。鹿石和歼敌石并非全然不同，就它们都有系住、钉住的寓意而言，他们表达的主题是相同的。
约在公元前2600年，基什之王麦西里姆调停拉格什与温玛之间关于边界的争端，在两邦之间树立界标，使双方遵守。约属于公元前2460年的拉格什王安那吐姆鹫碑（碑上刻有鹫形，号为鹫碑，高1.8米,宽1.3米。）是反映苏美尔城邦之间战争的最早文献。它记载有关拉格什与温玛的新的边界争执。安那吐姆率军出征，温玛被迫退还所占领的草原并重新树立从前基什王麦西里姆所立的界碑。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称：“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水经注》卷36“淹水”：“林邑记曰：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杜佑《通典》云：“林夷国，秦象郡林邑县地，汉为象林县属日南郡。……马援所植两铜柱表汉界柱处。”乐史《太平寰宇记》云：“援至其国铸二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夷分境，以纪汉德之盛。”据《新唐书》卷216、《大唐新语》卷11，神龙三年（公元707年），唐中宗诏灵武监军右台御史唐九征为姚巂道讨击使进兵西洱河，大破吐蕃，摧毁吐蕃所筑城堡，拆除吐蕃在漾水、濞水间所架铁索桥，以绝其通往洱海之道，并竖铁柱记功，“俘其魁帅以还”。昆明大观楼著名的长联写云南历史上的“唐标铁柱”即纪此事。这两种金属柱既有记功性质，又表达了系住主题，还充当了界标。
【本文完成于2009年6月15日，在2015年3月18日13:52发表在“张老大”（本人）的博客中，同时自动分享到“杠上花6663”（本人）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