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1019～1083），字子固，号“南丰先生”，谥号“曾文定公”，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北宋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曾巩文定公成就甚丰，尤其在文学创作上卓然自成一家。其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曾文“本原六经”，长于古道，风格古雅平正，结构严谨，条理分明，章法严密规矩，是唐宋古文派、乃至清朝桐城派的主要研学对象。
曾巩少有文名。“未冠，名闻四方”；及长，“妇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文章受当世推重，史载：“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
曾巩主张“蓄道德而能文章”，既重道亦重文采，而且，主张文因事而发，其文积极宣扬儒家的民本思想，以修身为中心，以济世为目的，研讨治国之道，重视民生疾苦。此外，曾文讲究“迂徐”，多由远及近，由虚及实，层层铺垫，曲径通幽。
1）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推其事，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出自曾巩《墨池记》，一个人有一技之长，便能使后人推广其事迹，至于那些品德高尚、行为端庄的人的遗风余思，对于后世的影响那就更不用说了！
曾巩具有强烈的重德一是，深受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思想影响，不仅要立功，更要立德，因此，曾巩主张“深造道德”，做“仁人庄士”。立德在儒家据有“太上”地位。
2）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
出自曾巩《醒心亭记》，在上君王悠闲自得，无为而治，在下百姓便丰衣足食，心无遗憾。
“吾君”指宋仁宗。宋朝在宋仁宗期间达到了全盛，仁宗性情宽厚，崇尚节俭，还能够约束自己，因而受到了文人墨客的称颂。曾巩把当时的宋王朝的统治讴歌为“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是一种时代局限，于文算是一种白璧之瑕。
“无为而治”是儒家和道家的治国理念，儒家的无为强调以德化民，道家的无为强调与民休养生息，现在应礼节为“按客观规律办事，别折腾”。
《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意为治国主要以道德来感化，而不靠残酷的刑罚来慑服，原指舜当政的时候，沿袭尧的主张，不做丝毫改变，后泛指以德化民。
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而且强调“无为无不为”；“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的干预、充分发挥万民的创造力，做到自我实现，走向崇高与辉煌；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宏图大业，都是在道家无为而治指导下取得。
3）其所为无一不如其志者，岂独其说足以动人哉
出自曾巩《菜园院佛殿记》，他们所做的都是他们想做的（没有一件不如他们心愿的），哪里只是他们的说词足以打动人呢？
法虽好，人弘之。光有好的佛法，如果佛教徒不去践行弘扬，世人哪知道法好而去信佛？反观世儒，学后便疏于勤行，“苟一时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至于如何勤行，曾巩写道：用力勤、刻意专、不苟成、不速效，故能以小致大，以难致易。
4）正己而治人，故谓之政
出自曾巩《思政堂记》，端正自己然后去管理百姓，所以叫做政。正，使端正。治人，管理别人、教育别人，政，合于正的事和务，正事、正务。
政，正也。正人先正己。《论语·颜渊第十二》记录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子路》：“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群书治要·政要论》：“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何谓正？正，止于一；“一”者，目标也，“止”者，足也。“正”字的意思是，就是按照一的规律、向着既定的目标走去，具有主体、本位、真实、确定、有法度、光明伟大诸义。正包含“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做好事、肯牺牲的精神称为“义”。
治人就是正人，如果人无需正，就没必要治。而正人先正己。所谓“正”，就是合乎规律，遵道秉义，因时制宜、因势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如何“正”，“始于思，而后得于己”。
5）务蹑古人之遗迹，不考夫山川形势古今之同异，故用力多而收功少
出自曾巩《襄州宜城县长渠记》，（凡事）都因循泥古，而不考虑古今之变迁，结果就是用力多而收效微。
作者特别以黄河屡次改道为例，它离开了大禹疏浚的河道，强夺济水下游河道入海，等等，说明自然变化之巨大。因此，作者指出：哪些一味走古人老路，不考虑山川古今的治水者，必然会“用力多而收功少”。这种哲理，不仅仅对治水是正确的，凡事都是如此。
6）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
出自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不熟习而还要去做，与那些平时就留心的人，两者也有很大差距。
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临渴掘井、临阵磨**、仓促应战，即使偶尔过关，终会失手的。所谓“豫（预）则立，不豫（预）则废”，应事先做好准备，凡事做到有心，便可遇事不慌、临事不惧。
7）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余乎？
出自曾巩《赠黎、安二生序》，世间“迂阔”的人，还有比我严重的吗？这是曾巩讥笑世人不知什么是“迂阔”，而以“迂阔”名其不迂；而自己大方接受“迂阔”之名。
何为“迂阔”，行古道而不同流合污者曰“迂阔”。清张佰行重订《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四：圣贤之道，平易近情，而世多目之为迂阔，古今同慨也。迂阔，迂阔，遵圣贤之道，守天地之礼，听命顺性，此乃“迂阔”，何错之有？以“迂阔”笑德行，古今同慨也，当学曾文定公自称“迂阔”以守道（曾巩《赠黎、安二生序》）：“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余乎？”
曾巩“为人惇大直方，取舍必度于礼义，不为矫伪姑息以阿世媚俗。弗在于义，虽势官大人不为之屈；非其好，虽举世从之，不辄与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忌妒之，然不为之变也。”（曾肇《曾巩行状》）“不为之变”正是曾巩的“迂阔”。
吾读《赠黎、安二生序》后有一问：说我专业，汝何不用？说我固执，直行正道何错之有？有感而作《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余乎？》以“不迂”名“迂”，古今同慨也。
8）好善而不自知，此谓身修故国家天下治者也
出自曾巩《列女传目录序》，自觉好善，这才是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
儒家讲究先内圣后外王，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内圣，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外王（格致诚正和修齐治平称为儒家八法）。只有内圣后，方可达到自觉格局；而只有达到自觉好善格局后，方可实现修齐治平的外王伟业。《礼记·大学》：“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没有达到内圣格局，即使有外部的“助”“戒”“节”“度”诸措施，仍不能消弭内乱。所以，“古之君子，未尝不身化”，身化就是身行躬化，通过自身的示范行动，实行教化。曾巩文定公叹后世之士“多徇于外物”“苟于自恕，顾利冒耻而不知反己。”
先内圣后外王用到王室（后宫）管理，引申为曾巩的“王政必自内始”“岂自外至哉？”而且，“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孟子·尽心》：“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刘向编《列女传》的目的就在于告诫君王这个道理。
9）夫礼者，其本在于养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动视听之间
出自曾巩《礼阁新仪目录序》，制定礼的本义是帮助人养性，而其作用则是规范人的言动视听。
礼的根本作用是养民之性和防民之欲，从而使民之言动视听一于礼。《荀子·礼论》：“礼者，养也。”又，“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又，《修身》：“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孝经》卷六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荀子·礼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历朝之礼，贵因时制宜，不必过执于先王之礼。《汉书·礼乐志》：“王者必因前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
10）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
出自曾巩《战国策目录序》，不被社会上不良的风俗习惯所迷惑，而是坚持自己的信仰，即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更不同流合污。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变化，这是自然法则，任何人都改变不了。面对变化中的时局，是因循守旧，还是与时俱进？自然是要与时俱进，立当世之法，而不必过执于先王之法。但一些根本之法，即符合规律的道，却是不会因时代变化而变化；曾巩言：“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指用百家之说取代先王之道）。”
从治国理政来看，为国家天下、君轻民重、因时制宜和尊重客观规律，这些都是自然法则，是不变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