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清生平九大问题的粗浅考析（一）
刘德云
张子清，名涛，1902—1930，桃江板溪风景寺（今鸬鹚渡镇张子清村）人，参加北伐与秋收起义，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营长、团长、师参谋长、红四军师长、湘赣边区政府军事部长、红五军参谋长等职，红军早期卓越的军事领导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之一，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年来笔者致力于张子清生平研究，发现不同资料对某个问题的载述存在较大出入甚至互相矛盾。为反映历史本来面目，笔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粗浅考析，现将考析事项分期连载，敬飨读者，恭祈方家指正。
一、出生年份
对其出生年份存在1901年、1902年两种说法。笔者认同张子清出生于1902年这一说法。依据有：一是张芝城的《回忆哥哥张子清》。张芝城是张子清的亲妹妹，生于1916年。这个回忆录是1977年12月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对她的采访记录。她在该文中说“父亲死时，哥哥15岁，我才1岁”，他们父亲张建良于1917年去世，即张子清生于1902年。二是张质彬的《回忆父亲张子清》（张质彬是张子清唯一女儿），写道“我父亲是在一九O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农历）生的”。三是张氏谱牒资料。板溪张氏四修族谱纂于民国时期，记载张子清生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二月二十六”，即1902年。张詠是张子清的亲弟弟，张詠发现他人关于张子清年龄记述错误后，在1994年专门编撰了其爷爷裔下的《百忍堂张少皆公嗣下传人纪实》，明确张子清生于1902年，以正讹误。四是张子清与夏曦的关系。夏曦，字蔓伯，出生于1901年8月，是**湖南党部的主要筹建人及湖南省委的主要成员，是张子清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张子清的表哥，张子清呼之为“蔓哥”，这在张、夏亲族中是尽人皆知的。如果张子清亦出生于1901年，那张子清就成了夏曦的表哥了。所以张子清生于1902年是准确的。
二、1924年张子清为何不加入国民革命阵营
1923年12月谭赵战争后，张子清将游击队伍送至溆浦蔡钜猷部，自己却找理由离开了。他为什么不加入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军呢？
两方面原因使然。
一方面是理想与性格。当时的张子清是一个胸怀理想、相对激进的青年，他的理想是坚决反赵、踏尽不平。这从他1920年至1923年的行为可见一斑。1920年9月他上任益阳东关厘金局局长，这是他母亲等人费尽心力给他谋来的肥缺，但他看不惯厘金局的腐败与压榨群众，一气之下就辞了。1920年11月，他在岳阳镇守使里参与了平江兵变。当时的镇守使萧昌炽是谭延闿心腹，谭延闿是张子清干爹。按常理，张子清不应反对萧昌炽。但萧昌炽克扣军饷、打骂士兵、治军不力，与他父亲张建良的爱军爱民行为相差太远。张子清从心底里看不起萧昌炽。而张子清与于应祥等江道区父亲旧部意气相投，认为反对萧昌炽是正义行动。当赵恒惕将于应祥等人逐一捕杀时，引起张子清的强烈反感。加上赵恒惕通缉捉拿张子清，在家乡已无法安生，除了反抗外没有其他出路。因此张子清在家乡组织游击队，武装反赵。1923年谭赵战争期间，刘承烈兄弟（桃江荷塘人）来劝说张子清反赵时，张子清毫不犹豫应承了，率领游击队协助打击赵恒惕势力。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令张子清失望至极。1923年9月初，蔡巨猷部刘叙彝率部来到，合兵益阳，打败贺耀祖，乘胜进抵宁乡、望城一线，贺耀祖退向湘阴。这是败赵的极好时机，方鼎英要刘叙彝开进长沙守城。刘叙彝率部退却，折回常德，抢夺防地，巩固其鸦片出口生意。谭延闿闻知，叹其“唯利是图，不顾大局”。1923年11月刘叙彝脱出谭延闿阵营，倒向赵恒惕，进一步扩大地盘，独霸鸦片出口过境税。贺耀祖、宋鹤庚等非常眼红，1924年2月为争夺鸦片过境税，爆发驱逐刘叙彝的激烈战事，史称湖南“鸦片战争”。
至此约半年时间内，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事件沉重地打击了血气方刚的张子清。一支个连基本道义都没有的部队，是不可能获得张子清认同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张子清不加入国民革命军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是家中变故。张子清对长辈极为孝顺。他爷爷张少皆被团防威逼捆打事件发生后，张子清在离老家百余里的益阳城北秘密租了一处房子，把母亲、弟妹接过去，妥当安置，准备和恶势力作长期斗争。就在张子清到达溆浦之际，他接到一个消息：他在益阳城北的租处被赵恒惕属下探悉，家人被抓，生死不明！张子清心急如焚，尽管蔡钜猷再三挽留，他还是借周朝武部中校参谋身份返回益阳。张詠的《张子清烈士传（手稿）》记载了家中变故之事，张子清是“以处理善后事宜为由婉言谢绝”。此次家中变故的结果是：租处被查抄之下，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均被抢走，但阁楼上的一箱子游击队的符号没被发现，母亲弟妹侥幸躲过，只有周本顺义女小莲姐被抓。经辗转托人营救，最后被勒索数百元，才赎出小莲姐。
三、与毛泽东的板溪会面
关于张子清与毛泽东在板溪会面的史料不多，在是否会面、何时会面等关键问题上龃龉之处较多，考校如下：
1、是否会过面？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下称《年谱》），1925年2月6日毛泽东回到韶山，一直呆到8月28日，前后
200余天，其中在5月曾到安化。那么，会晤过张子清吗？且分三层叙述：①毛泽东到了桃江吗？《年谱》没有记载，但有两家资料可资证明。一是省委党史委的。1986年省委党史委出版《湖南党史大事年表》，1925年第二条中有“在此期间，毛泽东曾到宁乡、安化、益阳沿途调查农民运动等情况，帮助各地建立**组织。”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湖南历史大事记（1919-2012）》也是一模一样的表述。二是益阳县的。1999年出版的《益阳县志》，其“大事记”记载1925年“毛泽东抵县，调查农民运动和**组织发展状况”；另在其“轶事奇闻”中登载《青年毛泽东两次下益阳》一文：“毛泽东第二次来益阳是在1925年5月间……深入农村，调查农民运动，帮助建立党的组织。”从安化到益阳，桃江是必经之地，因此这年毛泽东到桃江是确凿无疑的。②会晤了张子清吗？新中国建立后，张詠曾做过桃江县的副县长，多次谈起毛泽东与张子清会面一事。长篇纪实小说《张子清》作者汪月阳专门采访过张詠，写成《毛泽东访板溪》一文，刊载于2001年《桃江文史》上，具体有“毛泽东是坐着一乘竹轿来板溪的。张子清热情接待了这位未来中国的巨人。他们谈得极是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在交谈中，正好回家的张詠想听听他们在谈些什么，但张子清以弟弟年幼为由，把他支开了。为了安全起见，张子清将毛泽东安排在板溪静乐庵中住宿，并陪伴了两个晚上。”桃江与安化相邻，板溪为安化通益阳的要道，静乐庵就在要道附近，离张子清家不远。张詠当时已有16岁，作为见证者，其回忆可做证据。大水洞是张子清游击家乡时的主要区域之一，经常落脚夏曦舅舅、开明士绅杨绍基及杨德清家，杨氏宗族多人见过毛泽东来板溪一事。大水洞杨氏后人杨寅初先生经反复走访考证，于2006年出版《古稀访古录》，也记载了毛泽东与张子清的见面过程，梗概是：夏曦与毛泽东是湖南一师范同学，都是中共党员，关系很好。张子清当时也是反赵“大名人”，夏曦多次向毛泽东谈起过张子清情况，毛泽东觉得应拉入革命队伍，于是有了板溪之行，与张子清深入交谈。③谈了什么？1925年毛泽东在湖南一边养病，一边推动农民运动与党的组织建设。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有名的“农运王”，几乎每到一处必谈农民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到1925年1月全国的**员仅994人，根本不适应革命工作需要，亟需扩大队伍。这从前述《益阳县志》记载可见一斑。该年毛泽东还到过湖南很多县进行指导，其他县的记载也是这两项工作。张子清是军人，找他的目的是引导其加入中国**，扩大党的军事人才队伍。他与张子清的主要话题是**的宗旨、农民的力量、军事斗争等方面。不同时间、不同编著者、不同角度记述了同一件事，所以毛泽东会晤张子清是真实的。
2、何时会的面？对会面时间，有1922年至1927年多种说法，都是在春天（按照公历北半球3-5月算春季）。哪种说法可信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析。一方面是看张子清的党性表现。他是1922年春潜回家乡组织游击队，1923年参与谭赵战争。1924年秋赴长沙处理张詠学籍事件时，通过夏曦、熊亨翰等接触**，对马列主义产生兴趣。所以我党对这样既有军事才能又有相近政治倾向的人是迫切需要的，才有了夏曦向毛泽东的几次推荐，才有了毛泽东找他谈话的“临门一脚”。反过来，如果张子清有军事才能但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甚至是拥护封建支持帝国主义的，我党是不会动员他加入的。只有张子清对**对马列主义有所认同即有一定的党性觉悟的情况下我党找他谈话才有意义，这个时间只能是1924年冬以后。
另一方面是看毛泽东的日程排布。据《年谱》，1922年春毛泽东在上海；1923年春毛泽东在长沙，忙得脚不沾地；1924年春毛泽东又在上海。上世纪二十年代交通不发达，毛泽东到桃江只能是步行，每天能走七八十里就不错了。从长沙经安化到板溪不下300里，往返至少要8天。如果一边走一边调查访友的话，需要的时间更长。从《年谱》日程记载，1922年至1924年这三个春天，毛泽东根本没有时间来板溪。1926年春张子清已经加入中国**，正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1927年春毛泽东在武汉，张子清在黄埔长沙三分校，此时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马日事变”。即1926年、1927年毛泽东已不必要也不可能来板溪。
因此张子清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只可能在1925年春，如前述《益阳县志》载“毛泽东第二次来益阳是在1925年5月间”。
四、广州学习在哪个班
1926年2月张子清来到广州，关于他是在哪里学习的，有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中央政治讲习班三种说法，叙述者均言之凿凿。张子清到底参加的哪一个呢？一是该班同学录。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有一份《中国**中央政治讲习班同学录》原版，封面为谭延闿题字，同学录里赫然有“张涛”之名，还有李富春激情四射的毕业讲话。二是王德明回忆。王德明，益阳人，参加过中央政治讲习班的学习，他在1978年10月写了《我对张子清同学的几点回忆》，该文写道“我与张子清同学于1926年同入广州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同属一个分队，同住一个宿舍，又是同乡，所以关系至为密切，互相了解”。这两份资料是张子清在该班的直接证据，因而张子清在政治讲习班学习的观点是正确的。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