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文献名邦”牌坊，过原氏民居（书院）到老邮局的“写给未来的一封信”，记录了莆田学子五百年间走过的路。而另有寓意的是：

清代“鼓楼”之古谯楼在东，明代城隍庙之兴化府城隍庙在西，咫尺之间却是绵绵一条历史长河，记载着古街的兴衰，也记载着莆田以至于中华民族的兴衰。笔者多次造访福州的名胜三坊七巷，在兴化府历史文化街看到的是更为厚重的文化承载，尤其感触于中国史上的变法变革与民族兴衰的关系。

从大度路到庙前街，兴化府历史文化街西出的牌坊其侧即明朝名宿陈经邦大宗伯第。

国庆日一游，逛了一大圈，即将离开兴化古街，在华的坚持下我们才走进陈经邦旧居。陈经邦旧居也是前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故居。

兴化古街全名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所以论名人生活史迹，还应该归纳于大宗伯第、彭鹏故居、林扬祖故居、陈展如故居；宋德星宅；武魁第、中宪第。在这里重拾传统的魅力，但求更多的人杰出于此处，以服务于中华。

陈经邦旧居即陈光毅故居，称大宗伯第，位于兴化府古城里的庙前街西侧。447年前明代礼部尚书、国师陈经邦出生于此，89多年前原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出生于此。

不过，大宗伯第因陈经邦而起。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因参与张居正变革失败，陈经邦上疏乞休，致仕回乡，那年他年仅四十八岁。正是中年失意，但是陈经邦回到兴化府城铁树里之时，万历皇帝一道圣旨赐十万银两，陈经邦得到正一品阁老的政治待遇，在老家兴建府第，即大宗伯第。大宗伯之谓，《周礼》谓春官之长为大宗伯，掌礼制。《唐六典》谓大宗伯相当于礼部尚书，明清亦称礼部尚书为大宗伯。

陈经邦即是礼部尚书，又是太子朱翊钧东宫选读官，朱翊钧正位明朝皇帝号神宗，陈经邦也就是国师了。陈经邦经历之世是中国史上枢纽性的时期，作为变革者的陈经邦是作为正能量推动了这一个时期。

莆田人在中国史上有二人参与了宋、明两朝的大变革，即参与北宋王安石变法的蔡京和参与张居正变革的陈经邦。可惜即为失败者，又是边疆地域之人，都难得正面评论。而今，壶公评论经过此地，不能不说一说。

明神宗年号万历，从1572年至1620年8月18日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我们应该记住这个皇帝，其在位期间发生了三件大事值得大书特书：

其一，变革：

明神宗在位之初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变革，开创了“万历中兴”，陈经邦作为国师参与了变革的整个过程，也承担了变革失败的责任。

其二，党争：

在113年期间--含明神宗万历48年，在政治上围绕皇位传续的正统性争论不休，直至皇帝与官僚阶层分裂。陈经邦与张居正变革失败后，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明神宗与大臣僵持对立，以致二十八年不上朝。

当朝皇帝长期不问朝政之后，官僚阶层又再度分裂，党争不息。中国二千多年，始于秦始皇创立的“公天下”，定制于汉武帝的中央集权政治，此际走向末路。大衰变直接导致明清交替，国破家亡，“公天下”粉碎，中华民族直到500多年后方有起色，这个过程令历史研究者悲痛欲绝，敢不引为戒。

其三、汉、倭、满之争：

在撰写《明万历朝鲜之役对东亚历史的影响》之时，笔者并不附会一些人对日本的仇恨，而是关注东亚汉、倭、满三族的500年之争，也就是明万历年间的抗日援朝战争直到明亡于满，再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再到当下中国的“入关学”勃起。

明万历年间的抗日援朝战争是完胜的，但是其后的政治、经济却如自由落体般下隧，而成全了满清入关。汉战胜了倭，却为满的入主中原创造了条件，一个愚昧的民族压迫了一个智慧的民族，野蛮制约了文明。

明亡之际，东林领袖钱谦益痛苦地呼喊：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后秋兴之十三》）

300多年后郁达夫再次痛苦地呼喊：

“大醉三千日,微吟又十年。只愁亡国后,营墓更无田。”（《赠〈闽报〉同人》）

可是现代中国又有人倡导满奴文化，中国怎么啦？

走出兴化古街陈经邦故居，笔者想着张居正和陈经邦的变革。如果那场变革是成功的，如果其后的党争没有闹得朝政乌烟瘴气，中国是否能如同时期的西方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是否避免其后400年的灾难？

陈经邦也喜欢旅游，写成《南雁山》

老从神武挂尘冠，要与傍人分碧山。障落风前排集雁，影翻日下舞双鸾。

云间隔断尘寰杳，月牖光通宇宙宽。安得此身生羽翼，朗吟飞过万峰间。

万峰之间，非朗吟可过矣，前辈！

壶公评论2022/10/11（待续）